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过去2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亿人口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规模和速度崛起，引来了整个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关键。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这位伟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也往往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他本人也经常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谈话来阐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我谨回忆几段往事缅怀邓小平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与金日成谈“解放思想”和“北方谈话”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持续了近5年。为了做好“国家队”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坦诚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与邓小平曾谈到朝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歉收，人民口粮不足，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方法。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是与金日成长谈了中国近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路线的变化，并坦言只有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方谈话”)。从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思路的形成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他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还是政治挂帅，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则认为要适时结束这一运动，果断地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还特别告诉金日成：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其实，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已经对这条“新路”作了阐述，即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邓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表述方法。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他在长春视察时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说那不同算盘差不多了，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利用起来。他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和新管理观念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邓小平同志的这种远见和勇气为后来中国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如果当初中国还是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之内进行微调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状况恐怕不会比我们的北方邻国好多少，哪里会有今天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实事求是”的思想、“民生为大”的理念、“对外开放”的思路在邓小平心中早已酝酿成熟，并在“北方谈话”中作了初步阐述，之后才举行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穆加贝谈“社会主义”和“稳定优先”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贝1981年来华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会见的谈话记录。那次谈话中，直率的穆加贝认为中国正在搞“非毛化”，邓小平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并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穆加贝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4年后的这次谈话很有针对性，甚至有点戏剧性。

　　那天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保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答道：“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明确地告诉穆加贝：“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过，邓小平的这段话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整体观，即通过各种办法，包括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来增强和壮大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先进仪器开玩笑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仪器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还给穆加贝解释：“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向他介绍了中国公有制领域内的改革探索，包括农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包产到户、长期不变；包括利用外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成补充。他很耐心地给穆加贝讲解中国的三资企业，掰着手指替穆加贝算了一笔账：“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本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觉得很新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项抽出来分析，的确是精明的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为中国“混合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确地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提到的不搞两极分化，对中国今天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也是一种警训，但他当时也明确地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是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一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我想他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只要中国的公有制仍占主体，即便贫富差距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拉大了，国家最终还是有能力和财力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的。

　　邓小平花了很多时间向穆加贝介绍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但他也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

　　我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反复琢磨过的东西。至今一些国人仍称这四项原则为“四根大棒”，但邓小平则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邓小平显然是在用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来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就可能变得毫无希望，甚至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和强势的政府来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现在看来一个比较中性有为的“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