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近期有关养老金是否入市的话题也争论不休。实际上，无论养老金是否此时入市，中国都正面临着巨大的养老 “赤字”问题。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已经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性议题。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

　　然而，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开始在欧洲风靡起来。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救济、失业）的资金来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二十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GDP总和的5倍左右。据弗赖堡大学研究机构报告，早在2009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9.3万亿美元（30万亿欧元）。其中，德国占有7.6万亿欧元，法国有6.7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为全球最大，2009年这个数字为2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35%。因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者政府的财政资源，这也是这些国家难以真正有效削减债务的真正原因。此外，处于人口危机边缘的日本，在2011财年养老金发放金额预计将出现2.5兆（万亿）日元（289.7亿美元）缺口。根据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日本将在2012年~2013年迎来一个退休高峰。而日本在2011年~2014年将迎来一个偿债高峰期，到期债务总额约达2246万亿日元，约为GDP的5倍。偿债高峰与退休高峰的重叠将令日本政府破产风险一触即发。

　　同样的养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国，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1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全年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4%。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而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显然，养老金收小于支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此外，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养老金拓宽融资渠道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资金池”。养老赤字正在逼近，中国必须做好全方位应对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