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当告别“父爱主义”

　　苏培科/文

　　在中国，大家一致认为证监会主席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高度关注。尤其在一个开户数超过1.6亿户、散户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市场里，如果市场的基础制度不完善，只重融资功能而不重投资功能，市场到处充满着欺诈，监管部门不作为，在股市低迷、股民财富灰飞烟灭时他一定会被千夫所指。

　　现在，重担压在了新一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身上。郭树清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仅100天，监管新政频频出台，而且招招切中要害。比如在一个典型的“铁公鸡”市场里强化分红回报机制；在一个诚信缺失、欺诈成风的市场里“零容忍”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在一个乌鸡变凤凰、垃圾满天飞的市场里推行退市制度；在一个既得利益错综复杂的市场里搞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范畴。最难能可贵的是，郭树清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极有亮点，让人欣慰不已，他明确提出下一步要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的原则，主动改变监管理念和方式，大幅减少事前准入和审批；以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为导向；以充分、完整、准确的信息披露为中心，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

　　如果郭树清在任期能够完成这些计划，若能改变父爱主义的监管理念和放弃权力发审，这将是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改革的一场革命。因为困扰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拦路虎就是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混淆，监管之中夹杂着利益，利益之中又有利益保护，如果能够改变权力发审和斩断权力寻租的各个利益链条，将是中国股市走向真正市场化的标志和里程碑。

　　行政主导下的额度制、审批制、核准制，可能初衷是好的，是想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防止劣质公司上市圈钱，是想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但实际情况与父爱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行政主导下的权力发审不但没有选出优质的公司，反而成了权力寻租的温床，各种带有财务欺诈的公司通过形形色色的公关，纷纷高价上市圈钱，拿了好处的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公司却成了打不得、骂不得的保护对象，对媒体揭露出来的“坏孩子”，只用低廉的处罚成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过低的违规成本恰又默许了他们的胡作非为，结果扭曲了各种市场化的功能，成为阻碍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从郭树清的改革新政来看，很显然他想改变目前的现状。一旦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着手改变行政审批制度和改变父爱主义监管理念，坚持以市场化和社会自治为原则，还中国股市一个真正的市场化发行是有希望的。

　　监管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我坚决赞同。只是在改革细节方面我建议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实施两步走：第一步要尽快将发审委从权力监督部门中独立出来，让“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分开，尝试将发审权力下放给交易所，采取“工序化”、“标贴制”等透明化发审，明确各个审核环节中的权责，方便事后问责；第二步建议尽快取消司法前置程序，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启动注册制，走真正市场化的发行制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环节，减少审核部门“雁过拔毛”，将选择“好公司”的权力还给市场、还给公众。

　　但有人极力反对注册制，认为在核准制下都很难保障上市公司的质量，一旦搞注册制会泥沙俱下，会让市场大乱。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注册制并非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反而合规监管更加严格，要接受社会公众的全方位监督，其实约束条件更多了，虽然只要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请上市，但必须要有保荐承销机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合力举荐，才能够“注册”成功。而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违规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并且严惩造假者和“帮凶”（中介机构），给他们罚以重金，以补偿受害者的利益，当然这需要集体诉讼制度和司法的配合。

　　其实，改变权力发审的目的就是为了斩断监管部门在新股发行中的利益纠葛，还原监管部门的监管本职，还原市场约束机制。但仅让监管部门放弃利益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斩断各大机构在新股发行中的利益链条。对券商，务必要叫停他们的“直投+保荐”模式，因为在利益驱动下他们一定会做高发行价、抬高上市价，从而造成新股发行的“三高”；对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要取消网下申购，在发行环节取消特权分配机制，让所有投资者公平申购；对会计师、审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从严监管，让他们保持独立性和专业性，别再成为上市公司造假的专业顾问和专业帮凶……

　　同时，应该尽快取消荒唐的“信息指定披露媒体”，他们恰恰是导致信息披露不充分和上市公司欺诈的原因之一，他们毫无原则的“维稳”经常会掩盖事实真相，反而误导决策。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