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２月１７日电（记者何欣荣）今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启动水价调整：长沙居民用水价格从每吨１．８８元上调至每吨２．５８元；广州公布的两套水价听证方案，分别比原标准高出０．７元和０．６元，重庆计划推进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今年要深化水资源价格改革。业内专家指出，在价格调整的同时，我国自来水的水质也有待提高。

　　供水行业：亏损还是盈利

　　新年伊始，就有多个城市启动水价调整。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是偶然。“今年的物价水平预计呈整体回落之势，这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创造了机会。”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与之相对应的是，在２００９年物价水平较低时，我国也曾有多个城市进行水价调整。

　　除了时机有利外，水价调整的一大动机是自来水公司的亏损。如广州自来水公司就表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公司分别亏损５０８１万元、２．０７亿元和３．９１亿元。亏损的原因是水价偏低，与供水成本形成倒挂。

　　在自来水公司“喊穷”的同时，陆续发布的水务上市公司财报却又频频报喜。如江南水务表示，预计２０１１年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５０％以上，并且去年上半年公司自来水业务的毛利率高达６４％。无独有偶，成都兴蓉投资、北京首创股份等上市公司自来水制售业务的毛利率也分别达到５２％和２６％。

　　不过，中国水网研究员肖琼指出，水务上市公司的净利增长和高毛利率不能代表供水行业现状。因为水务上市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其盈利水平一般高于行业平均值。且很多水务上市公司在自来水业务之外，还涉足房地产、工程建设等领域。此外，高毛利率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水务是重资产行业，每年的管网折旧和财务成本很高，扣除这些后利润率一般。

　　“事实上，根据我们测算，供水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１％，相当数量的自来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说。

　　成本核定两大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为解释自己的亏损，一些自来水公司选择公开成本。比如广州自来水公司就表示，水资源费自２００９年３月起由原来的０．０３元／立方米提高到０．１２元／立方米，加上供水用电、原材料成本上涨，使制水成本上升。同时，广州为改善水质实施西江引水和水厂改造工程，总投资额近８５亿元，由此产生的折旧和利息费用大大抬高了供水成本。

　　如果说水资源费和用电价格的上调不可避免，那么引水工程所产生的巨大成本是否应该摊入水价，引起不小争议。因为这种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近年来，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以及水源地遭到污染，多个城市实施了引水工程，而这笔费用是财政买单还是百姓买单，在成本核算时变成一个难题。

　　“按《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引水工程成本可以计入水价。”傅涛表示。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都颇为谨慎。

　　在傅涛看来，政府掏还是百姓掏，其实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因为财政资金也是纳税人的钱。“从学术的角度看，消费者直接支付更好。一是由于通过政府支付有管理成本；二是符合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毕竟，很多农村人口并未享受供水服务。”

　　不过，他同时表示，将引水工程成本摊入水价需有两大前提：一是考虑公众的承受能力。当前，我国人均水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尚不到１％（国际水平是３％），未来可酌情提高至不超过２％。二是水价提高后，要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相比工程投资，这样花钱更有针对性。

　　另一个成本核定难题则来自于供水时的漏损问题。广州自来水公司公布的漏损率为１５．４５％，这个漏损率在国内并不算高，不少城市的这一指标超过２０％。

　　漏损率越高，意味着白白流失的水越多，自然抬高供水成本。对此，骆建华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如日本东京，供水漏损率可控制在３％左右，这显示我国自来水公司在控制漏损上还有努力空间，包括加强管网改造、提高管理水平等。

　　从“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

　　在不少专家看来，上涨只是水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侧面。改革的最终方向，是促使供水行业由目前的“低质低价”走向“优质优价”。

　　骆建华表示，当前我国很多城市的自来水水质难以令人满意。“发达国家的水价比我们高，但人家的水质也明显比我们好，不少国家城市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要改善水质，除了更换水源地和进行管网改造外，还要加强水质的监测力度。根据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最迟到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我国自来水的监测指标将由原来的３５项增至１０６项。“从目前情况看，能够完全达标的自来水公司数量很少。在提高水价后，供水行业要加大在水质方面的投入。”傅涛说。

　　从长远来看，水资源会越来越珍贵，水价的继续调整也不可避免。而每次调整，都是与用户的一次博弈。为了让消费者信服，已有不少专家呼吁建立水价与水资源费的联动机制。

　　当前，我国成品油价格实行与国际原油价格的联动机制，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２２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４％时，就可相应调整国内汽柴油价格。“考虑到水与公众的生活更为密切，价格调整不可能像成品油那样频繁，三到五年一次比较合适。”骆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