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近日出台月嫂月薪最高4000元的市场指导价，据悉南京也在酝酿对月嫂月薪实施限价令，工资最高不得超过每月5000元。

　　关于保姆，各地有不少规定出台，比限价月嫂月薪不靠谱的都曾有过。例如，2009年，某“国际化大都市”就拟规定，雇主不得安排保姆和异性同居一室，最终因引起舆论哗然而不了了之。

　　家政服务既然是市场行为，就该由雇佣双方协商确定薪资水平。现在，人们对月子里带孩子的要求，相比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月嫂月薪5000元或更高，市场还是有一定需求的。对月嫂等家政人员有一定的监管，是必要的，如就业前的体检等，但对其服务价格，至今也没有法规明文规定某一群体收入不得突破多少，为什么独独要限价月嫂月薪？

　　政府不是不能管收入。比如，国企老总的收入，政府就该过问。因为，国企老总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手中拥有的资源是国家赋予的，怎么可以随意给自己涨工资？还有，一些影星、歌星搞假唱、代唱，出场费、张口费动辄数十万，也应该加以规范。至于靠劳动、凭服务、依实干的月嫂，有市场竞争机制在制约它，不是谁想要多少就可以得多少的。

　　对月嫂价格这类事，除了市场调节之外，不妨兼顾民间传统。法学家莱斯曼说，民间传统是“生活中的微观法律”。微观法律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法，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发挥一定作用。民间传统所提供的社会微观秩序，是法律无法替代的。如雇主与保姆的关系，包括工资等，由来已久，有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一些尺度。在此基础上，当事双方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由感情因素和社会评判来调节，管理部门不要瞎使劲，急忙定规甚至立法，更不要借此谋求新的寻租空间。政府要把民间还给民间，把市场还给市场，要相信民间解决此类问题的智慧和能力。

　　顺便说一句，就像“过粗”的法规难以操作一样，法规过细对建设法治社会也无益。例如，重庆曝光在家吸烟者；国家标准规定元宵“表面呈白色，外形基本正圆”；夫妻家中看黄碟被抓；立法限制早恋等，不仅没用，也因其“可笑”伤害了法规的严肃性和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