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严婷

　　[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持续看到亚洲的强劲增长，尤其是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健，对于商业部门来说是好事，对瑞典和整个欧洲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始终认为希腊这样的危机国家应当有序退出欧元，通过重启本国货币并贬值来恢复竞争力，但政策制定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斥为天方夜谭。

　　上期专栏的主角、美国经济学家罗格夫对此的回答是，这些政策制定者们对媒体“口是心非”。而经过本周二凌晨的欧元区财长会议，看起来一切正在沿着政策制定者们的思路演进，经济学家们依旧在讨论的“退出”和“欧元债券”诸种话题，正在彻底退出政策制定者的辩论菜单。

　　当然，这里所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一个定语，即“强势的政策制定者”。瑞典，即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并不是17个欧元区国家成员，但超过5万美元的人均GDP(高于芬兰、法国和德国)、拥有良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势头，让瑞典人说话底气十足。

　　我们在达沃斯小镇采访了瑞典财政大臣安德士·博里(Anders Borg)，这位居然扎着艺术家式小马尾辫的财长，提出欧元区解决方案的三部曲：PSI(私人部门参与债务谈判计划)，财政改革，重启金融防火墙讨论。如今，正是重启防火墙讨论的时点，EFSF和ESM合并是最为集中的方案。说到中国， 博里期待中国的强劲增长和强大需求对欧洲的拉动，当然也期待中国通过IMF的双边渠道加入扩充IMF资源的行列。日前，消息显示，日本和中国已经达成一致，将通过IMF援手欧洲。

　　适时重启“金融防火墙”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认为一个范围更小但更加紧密和强壮的欧元区，将会在2012年成为现实？

　　博里：我想我们会看到一个更紧密、更有组织、改革后的欧元区即将出现，但不是更小的。我不预计任何国家会离开欧元区。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和亚洲上世纪90年代初期看到的情况有些相似，各国都会面临自己的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以更好的姿态走出危机。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问题，我们应该在30年以前就着手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问题在20多年前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是行动的正确时刻，他们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来加强经济增长模式。

　　日报：如果是“休假式”暂时离开欧元区呢？

　　博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预期任何国家离开。相反，更可能的是例如波兰和拉脱维亚等国家加入进来。

　　日报：如果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话，你们必须找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来重塑欧元区信心。你认为最终解决方案会是什么？

　　博里：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希腊敲定其私人部门参与债务谈判，他们之间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然后我们必须看到希腊的财政改革方案。一旦这两大因素变得更加明确，我认为对于金融防火墙的讨论就可以重启。

　　日报：但这只是为欧元区解决问题买来更多时间。

　　博里：他们是在买时间。但看一看市场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债券收益率收窄了，信用违约掉期费率收窄了，股市变得更有韧性，我们还希望看到亚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需求增加。这些都会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日报：你认为欧元债券是否最终方案？

　　博里： 我不得不说，我对于欧元债券持怀疑态度。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是怎样负债累累，我们不想看到也没必要助长更多负债。欧元债券将会让那些表现良好的国家的利率升高，例如瑞典、德国、荷兰这些正支付大量资金来支持南欧国家的欧元区国家。而南欧国家也不能再增加负债了，他们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我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欧元债券会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议题。

　　日报：你认为欧洲央行最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博里： 我们应该注意到，欧洲央行截至目前已经花了4500亿欧元为银行业提供长期流动性。几周之后，我们还会看到欧洲央行的新一轮操作。欧洲央行已经起到了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

　　日报：这是德拉吉上任后的举措，你如何评价去年底离任的前任行长特里谢？

　　博里： 我认为特里谢在稳定欧洲方面干得很出色。

　　日报：但他并不太情愿救助市场。

　　博里： 不，欧洲央行一直以来都起着建设性作用。现在他们加强了行动，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必要这么做，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等国取得的进步。我们要记住的是，在意大利总理蒙蒂上任后，他对改革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这让欧洲央行有了前进的动力。我并不同意一些人认为的欧洲央行在希腊PSI行动中也应进行减记，发出这样的信号并不好，因为这会引起人们对欧洲央行资金是否被削弱的担忧。我认为，欧洲央行能够灵活行动，他们是独立的，我们信赖他们，我们期待其独立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创造空间，而不是迫使他们做一些有损于自身资金能力的事情。

　　日报：欧洲央行似乎一直待在德国央行的影子里？

　　博里：德国央行可能是全世界最被信赖、最成功的中央银行了。

　　日报：就抗击通胀而言，而不是通缩吧？

　　博里： 我想强调的是，德国的经济增速非常强劲。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中，德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我不同意要有更高的、波动的通胀。我们瑞典已经试过了，但这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对其他国家而言亦是如此。事实上，欧洲和美国的各大中央银行都针对危机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我不赞同那些对德国央行的批评意见。

　　日报：欧洲央行是否有一天会成为“最后贷款人”？

　　博里：我认为欧洲央行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稳定形势。但我认为，欧洲各国自身要创造足够资源来处理财政问题。

　　双边贷款是目前讨论的主要渠道

　　日报：数据显示，危机国家的经济每况愈下，欧盟要求希腊和意大利等国采取的紧缩措施是否太过严厉，以至于拖累了经济复苏？

　　博里：不，我的观点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例如，看一下瑞典和德国，我们在本轮危机开始时备受批评。例如，我们有着庞大的经常账户余额，我们是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如瑞典去年的经济增速超过4%，2010年时更为强劲。但像西班牙这样依靠赤字来刺激经济的国家，才是那些惹麻烦的国家。所以我不认为更多赤字能解决问题。但各国情况也不一样，比如意大利就不是财政问题，而是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因此他们不得不首先处理这类问题。

　　日报：对于中国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欧洲度过危机，你想对中国领导层传递怎样的信息？

　　博里：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持续看到亚洲的强劲增长，尤其是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健，对于商业部门来说是好事，对瑞典和整个欧洲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中国的稳定增长和强劲需求是帮助欧洲的最佳方式。

　　当然，我们也和IMF就增资问题有所讨论，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双边贷款。我们已经表示，瑞典将会把我们在IMF的份额翻番，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很脆弱但也很值得依靠。因此我们通常总会做一些超出我们份额的贡献。因此，很关键的是，我们希望看到二十国集团(G20)以及其他国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能理解其他国家的态度，他们说，让欧洲人自己先出钱。我能看到这种先后次序的必要性。但让我很欣赏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欧洲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区域性问题。

　　日报：除了双边贷款之外，还有哪些方案可以通过IMF操作？

　　博里： 双边贷款是目前讨论的主要渠道。我们之所以愿意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对IMF的贡献中有过任何损失。尽管我们的回报率不是很高，但也有一定的合理回报。这是各国通常在无需冒太大风险的情况下会选择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