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放缓，放缓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关注哪些新的因素？

　　生产率提高是主因

　　从结构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供给面把一国的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可窥测增长的驱动力。我们分解并对比了世界各国1992-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此外劳动力贡献了6%，资本贡献了43%)，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只贡献了约1/3，其它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过去30多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做了测算，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且都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而随着改革红利释放完毕，三个快速增长期后，都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19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这7年平均增速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代初的9.8%上升到1994 年的10.3%。这5年潜在增长率年均为10.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0%。

　　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 年的10.7%。这6年平均增速为10.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7%。

　　潜在增长率已放缓

　　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特别是2008 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较明显。这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首先，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逐渐释放。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GDP)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19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金融危机前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它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

　　限。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过去几年贸易开放度显著下降，已回落到50%左右，这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这也说明国际市场竞争效率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上升更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其次，农村可转移富余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从1990 年的1.3 亿下降到目前的0.3 亿，说明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已所剩不多。过去20 年劳动力在部门、城乡间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最后，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过大的房地产投资需求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合理和城乡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需对驱动增长的各个要素走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投资增速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劳动力增速会随着人口老化而逐渐降低，但对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造成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从而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但针对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改革，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正面作用。

　　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累积了大量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会否出现未来十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呢？我们认为不会。

　　首先，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差距，如2008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低，这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较强。

　　其次，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25-64岁)/净消费者(除25-64岁以外的人口)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阶段，这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供给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19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但未来10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预计到2016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速将逐步下降到0。劳动力总量变化有些外延影响，但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的，可能还是劳动力从农业到二、三产业的转移速度放慢。

　　我们粗略测算，1990年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还有1.3亿，2000年减少到0.8亿， 2010年仅有0.3亿。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还将下滑，因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劳动力转移空间越来越小。这不仅和劳动力总量、年龄结构有关，也受城乡户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城镇住居成本等因素影响。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中得到启发。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1)，农村改革刚起步，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据观察，这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3.4%，比政策偏紧期高约0.4%。扣除其它因素，两者差别约为0.3%。

　　改革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其它国家经验的研究文献显示，研发资本存量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都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研发投入与存量低。2007 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 比重仅1.4%，低于德国(2.5%)、日本(3.4%)、美国(2.7%)，由于每年投入较低，中国研发资本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

　　其次，人口教育程度较低。2010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国(12.2年)、日本(11.6年)、韩国(11.8年)等。

　　最后，政府和相关公共服务效率较低。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至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左右的水平。

　　不同情形下的增长

　　我们通过模型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区间作出研判，分为基准和改革两种情形，主要差别在于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劳动力转移、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未来发展之假设不同：基准情形下，这些因素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增长；改革情形下，这些因素在未来10年加速追赶美国，且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我们预计，基准情形下，“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为6.0%左右，2020年下降到5.5%；改革情形下，“十二五”期间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为8.0%左右，2020年下降到7.5%。

　　对未来的情景假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模拟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不可避免，这里有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其次，通过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较大，虽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防止大幅下降。若说过去10 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10 年更需要依靠降低内部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未来十年，中国增速下降符合国际经验。2010年中国人均GDP名义值已达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经验，在人均GDP达5000-13000美元之间时，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改革情形下降2个百分点，基本符合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