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留宇

　　后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如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他国作何反应？“新36条”出台一年多来，其效如何？开放垄断行业后，民间资本是否真有机会？如何看待风投难做，实业萎缩？“十二五”投资机遇何在？为此，《国际融资》杂志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先生

　　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水平越来越高

　　记者：张会长，在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如何？

　　张汉亚：中国的投资环境整体还是不错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建设时期，国家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提出扩大内需为主，投资是内需的一个主要方面，同样需要平稳较快发展。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始年，国家和地方政府按规划开工了很多新项目，加上2008年以后开工的4万亿元，以及地方政府增加的项目有许多在2011年还在建设，虽然2011年的开工项目比前一年的有所下降，但全社会投资额还是比较高的，超过了30万亿元，不包括农户投资在内的投资增长达到24%。

　　从目前的情况看，2012年的投资增长幅度可能会比2011年低，主要原因：一是国家在连续上调12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后，社会可用于投资的信贷资金明显减少；二是由于国家对房地产的严格调控，房地产商新开工项目数量减少，导致占全社会投资1/5左右的房地产投资在2011年第四季度的增速明显下降，对投资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三是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会因为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而大量减少土地收入和房地产业税收，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增长；四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制造业投资的主力军民营企业有许多退出了对制造业的投资，而垄断行业他们进不去，不赚钱的公益性项目他们不想投，加上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占全社会投资50%左右的民营投资的增速也出现下降。这些问题将延续到2012年。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如果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下滑得比较严重，我估计国家将对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调整，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记者：总有人批评国家宏观调控不及时，您是怎么看的？

　　张汉亚：我们应该看到政策的见效具有滞后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不可能政策颁布之后立刻就能见到效果。这不像老百姓家里买彩电，说买就能到商店里买到。一个政策制定后，要有一个贯彻施行的过程，如要扩大投资，要找项目、要找投资方，项目要进行可研、设计、采购、拨资金、划土地，到施工时才能见效，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过程；相反，在觉得投资过热，调控要往下压时，只能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数量，而已开工建设的项目不能让它停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除外)，否则会照成巨大的损失，继续进行建设，投资还会增长，而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效果的显现同样至少要半年到一年的过程。就好比洗澡时调水的温度，觉得水热时就开大凉水的开关，当你觉得温度合适时，才减小凉水的供给，就有些晚了，因为水从开关出来之后要有经过水管的时间才到龙头。因此，要看到宏观调控的效果是不能急的。

　　虽然从2010年就开始不断颁布调控政策，但由于经济增长惯性比较大，2011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长还达到9.1%。2011年第四季度经济才开始明显下滑，10月份还凑合，11月份就比较紧张了，经理人采购指数下降到49%，投资增长下降到21.2%，这是多年来没有的。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在12月份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在公开市场业务上也放了一些货币。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说明调控水平有所提高。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以上的较快增长速度，与国家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调控水平不断提高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下调存准率，对中小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汉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4000多亿元可贷资金，这个钱不是很多，首先解决的是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还轮不到中小企业。大多数中小企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是拿不到贷款的，只有可贷资金达到一定规模、有好项目或者有一定后台的中小企业才能拿到贷款。

　　虽然这4000亿资金不见得能给中小企业，但资本市场资金充裕后，民间借贷的利息就可能往下降，中小企业就能从中受益。过去存准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民间借贷的利息就上升几个百分点，现在下降了，民间借贷的利息也会相应降低。此外，国家对微小企业税收上也有政策扶持，能给中小企业省点儿钱。

　　记者：那么，存准率还会继续下调吗？

　　张汉亚：我认为下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是关联的，我们过去太近视了。实际上，对政策也应该进行可行性分析，一个政策出台后，要考虑到是否能达到目标，什么时间可以见效，是否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等等。现在，我们一方面想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又考虑压物价。其实，政府应该考虑到，为了控制物价而收缩货币，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会不会导致资金链断裂而造成其他大的不良后果？

　　既要让经济保持较快平稳增长，又想让物价比较低，这是不太可能的。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物价较快增长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快速增长一般是工业发展带动的，工业快速增长必然带动从事工业的人员收入增加，农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要和工业从业人员平衡，但由于这两个产业的生产效率难以快速提高，只能通过涨价增加收入，保持社会收入的平衡。而这两个产业的价格是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大家总是说现在中国的物价太高，但对比一下当年的日本，实际上目前中国的CPI还是正常的。1955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跟现在的中国差不多，年均GDP增长是9.8%，年均CPI在6%左右。之所以中国人认为现在物价高，可能是因为1998～2002年物价增长比较慢，甚至是负增长，大家不适应了，2007年物价增长4%，大家就开始叫唤了，现在物价增长6%就受不了了，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物价上涨是生产者所追求的，同时会增加政府的税收，政府只需及时对低收入者给以价格补贴，银行提高居民存款利率，使之实际利率为正，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越来越严峻

　　记者：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国际环境出现一些新情况，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汉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资金链断裂，而中国却还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可以支持其他国家。别国经济负增长，中国2008年的GDP增长还能达到9.6%，2009年是9.2%，2010年达到10.3%，GDP上升到全球第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但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提高之后，中国也被一些国家的嫉妒敌视。目前，美国、日本、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都力图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压制中国，这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记者：具体有哪些不利的方面呢？

　　张汉亚：一方面是限制中国的产品出口。多年以来，中国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和美国提供了廉价产品，使它们这些年的物价一直在下降，但也使一些国家的工厂面临倒闭，引起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反倾销、补贴调查等等。现在中国不光生活用品，连轮胎、光伏电池在内的工业品也都被反倾销了。各国针对中国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越来越多，使得中国的出口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境外资源。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国际市场的农产品、能源等价格都非常低，如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快速发展时期，石油价格每桶仅1美元到3美元，1973年后上涨到十几美元，现在上涨到100美元左右。资源成为其他国家抑制中国发展的一个手段，这些国家除了不断提高国际资源的交易价格之外，还对中国企业到国外收购铁矿、铜矿、油田等，百般进行阻挠。

　　记者：欧盟从2012年开始要增收航空碳税，您如何看待低碳减排？

　　张汉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确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一方面中国自己确实有环保需要，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在讲低碳减排。注重节能减排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认为“低碳”是个伪命题，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放出氧气，碳成为植物的组成部分。你只要多种树就可以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比例，人类离不开氧气也离不开二氧化碳，如果缺了二氧化碳，各种粮食也长不出来。没有人类，地球照样变冷或变暖，一会儿冰川一会儿大洪水。据说上个世纪地球平均温度上升0.6℃，而一次太阳黑子就能让地球降温几度或十几度，人类的能力和大自然相比还是很渺小的。近期，欧盟提出从2012年开始要征收航空碳税，今后可能连进口欧盟的产品也要征收碳税，这对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和出口贸易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不利的。所以，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所要面临的来自国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新36条”：考验改革诚意

　　记者：“新36条”出台一年多来，民间经济受到了哪些影响？

　　张汉亚：1998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就开始扩大内需，提出要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当时出台了一些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民间投资增加融资渠道，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和公益性事业。2005年，国家又出台了“老36条”，但是由于一直无法真正落实，也才有了后来的“新36条”。

　　前后两个“36条”都是国家发改委起草的，在制订过程中要不断征求各部委意见，国务院还特别提出，各地区和各部门都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贯彻“新36条”。国家发改委本以为半年左右就能见效，但直到现在，各部委都没有出台相应政策。地方政府也想了一些办法为民营企业扩大筹集资金的渠道，许多地方都搞了创投引导基金，实际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体制的原因，资本市场掌握在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手里，地方政府很难撬动资本市场。

　　记者：那么，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否得到改善？

　　张汉亚：这次为了帮助微小企业融资国家新出台了一些政策，但能否落实还有待实践的检验。2005年，国家允许各地建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但要由银行主导，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到现在也成效甚微，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因为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要求必须由大银行出面组织，大银行从自身利益点出发，不愿意增加竞争对手，所以根本就不积极。我多次提出让地下钱庄公开化、合法化，2011年已在温州做实验，但目前看来，整体进程还是很慢的。总的说来，政策还是难以贯彻执行，而问题就出在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和银行等大的机构那里。

　　记者：中国该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张汉亚：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就开始重视循环经济。中国制造能力太强，一开始光伏电池都是引进国外技术进行制造，出口的产品比他国的还便宜。风电也是，风电一开始进口的是德国、丹麦等国750千瓦以上的风力发电机，现在中国自己都能制造出1000千瓦以上的风力发电机了。在2010年，几个过剩行业里就有光伏和风电。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中国人比较聪明，仿造能力强，只要发现生产什么产品能赚钱，不过两年，市场就会泛滥，接着就是这个产品的价格下跌。

　　但是中国总拿不到最新技术，像中国的手机刚发展到3G，国外的4G技术就出来了，光伏、风电等新能源技术也是一样。其他国家都是有了新技术后，才将差一些的技术给中国，中国总是晚人家一步。美国很多技术不给中国，而且还不允许欧盟国家给中国，这就是敌视中国，抑制你中国的发展，谁让你现在号称世界第二了？因此，中国的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研发新技术，不断自主创新。

　　撼动垄断行业，难！

　　记者：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部分垄断行业，您认为是否真的可行？

　　张汉亚：民间资本要进入垄断性行业还是比较难的。比如石油，2005年国家就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石油勘探和开采，浙江就有民间资本成立了新联石油公司准备投资。当时，中海油还比较小，这家浙江公司准备打造第三大石油公司，跟中石油、中石化并列。国家发改委就出面找中石油、中石化，看看能不能给它一个地位，给它一些油田，但中石油、中石化坚决不给。陕西曾对民营企业开放了一些油田，但在国资委提出七大垄断行业之后，这些油田被要求限期收购，而收购价格远远低于企业的预期，于是就打起了官司，这个官司到现在还没打完。前一段，中石油将2000亿石油项目拿到浙江，但中石油自己要全部控股，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还是不肯开放。

　　另外，关于石油的进口权，当初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到国外采购石油，可是民营企业投资获得石油后，却进不来，理由是没有配额。实际上，国家对陆地石油资源早就做了划分，北边归中石油，南边归中石化，民间资本根本别想涉足。

　　记者：许多铁路项目因资金吃紧而停建、缓建，铁道部也表示，2012年铁路投资将继续减少，民间资本是否能趁此机会投资铁路？

　　张汉亚：从2004年起，铁路就开始吸引企业投资，当时叫社会资本进入铁路，社会资本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但是2006～2007年，这些企业就纷纷退出了。铁路一直是全国政企合一，资产数量巨大，企业进入后，投再多钱也不可能控股，参股的企业没有经营权；铁路是全国统一核算，每年不是“亏损”，就是微利，民营企业投资因不能赢利，基本上都退出了。不仅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都退出了。

　　对于铁路，地方政府一直都参与投资，但同样没有经营权和不能获利，却忍着没办法，因为想让铁道部来修建铁路，所以，也不敢得罪，铁道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地方政府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地区修建铁路。现在，铁路投资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出50%资本金，而企业真正介入的却很少，这就是个“弹簧门”，企业进去后，又给弹出来了。这不是由于铁路部门不要企业的钱，相反，企业投资多少它都要，但是企业就是别想得利。

　　记者：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对电信、联通展开了反垄断调查，民间资本有可能进入电信领域吗？

　　张汉亚：现在中国的几个电信企业太强大了，盈利丰厚，不缺钱。20世纪70年代，我在电信部门工作，当时铁路的电信网络是第一，军队是第二，电信只能排第三，有时候甚至还不如水利部门，因为其他部门自身有钱，能买新的机器，而电信是靠国家投资扶持的。当时邮电一家，主要是靠邮政养电信，电信投入了很多设备，但是电话数量很少，通话费用也很少，投入多，收益小。那时候人们的通信主要靠书信，邮局一张小纸(邮票)卖8分，汇款收1%手续费，邮政老说，你们电信穷，还得我们养活你们。

　　现在反过来了，电信的业务量特别大，13亿人口有8亿手机，3亿固定电话，年利润几千亿。而且电信还想把铁通等同行往外挤，又怎么可能让民营企业进入呢？话说回来，几家电信企业挣钱好好的，又凭什么让别人插手？电信行业是网络的自然垄断，民营企业想介入，哪有那么多的资本来建立新的网络？更何况，开设网络还得国家审批。所以，电信网络是不会开放的，最多只是开放边边角角的东西。

　　民营企业的发展，关键还是政府观念的转变和政府政策的落实。现在谁也不会说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谁都说可以，但是门槛太高，民间资本根本进不去，所以，还需要相应的政策来保障。

　　记者：一些公益性事业本来也是垄断行业，但似乎不如其他垄断行业那么受追捧，您怎么看？

　　张汉亚：公益性事业和准公益事业早就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比如自来水厂。但是像自来水供应这样的项目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因此很多类似的项目，国家最终还是包给了外国企业去做，因为它们的管理好，而中国民企的管理相对而言就差一些。再比如公园、学校、医院等，民间资本都可以介入，但是公益事业本身是不挣钱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

　　我曾经到河南长垣市的一家民营企业办的医院考察，它们的医疗费用价格便宜，而且还请了许多大城市的退休医生坐诊，附近的老百姓都到那看病。这是民营企业为家乡人民的奉献，很难得。但其他地方总体还是不行，很多老板有钱了也不造福百姓。

　　早期创投难做，实业企业萎缩，均属正常现象

　　记者：中国做投资的很多，但支持创业或早期发展阶段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却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局面？

　　张汉亚：现在民间的投资机构(PE/VC)上万家，资产达上万亿人民币。私人资本是逐利的，它们盈利的核心就在于是否能看准项目，如果是能赢利的项目，他们是愿意投的。他们必须有懂项目、懂技术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发明创造，但没有经过工业试验，实验室做得再好，一放大可能就会出问题，催化剂、空间容器、压力、温度等哪一项控制不好，产品都不能成批生产，投资必然会造成损失。因此，谁也不会去投资刚出芽的项目，都挤着去投中后期项目，去投那些基本已经能够看出要挣大钱的项目，或者能上市的企业。这不是毛病，而是资本的本质使然。中国的民间投资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另外，中国投资实体企业的人也越来越少，您这么看待这一现象？

　　张汉亚：以温州人为例，他们以制造业起家，过去并不重视资本运作。后来很多产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过剩了，再加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实体企业就难以扩大盈利，难以再发展了。在没有更好的实业可做时，他们就把钱存起来，或者投资房地产，房地产业不景气，就向资本市场进军。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如果有更好的实业，他们当然还会去做实业。

　　像领带、打火机等产品，仅凭温州就几乎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了，所以导致很多人退出。但是，一旦这个行业又紧俏了，又挣钱了，他们必然还会回来。一个行业荣过了就衰，衰过了之后又会荣，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我想提醒的是，企业家只要了解这个行业，就不会赔钱，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个行业，还不如把钱存银行里，那最起码有利息可拿。不了解一个行业而盲目投资的话，造成的损失可能非常巨大。

　　记者：那么，中国的产业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

　　张汉亚：从整个产业格局来说，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之后，制造业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第三产业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比如文化产业，它是要不断创新的，投入多少都会不断消化，但实业就不行。现在，在其他国家，机械制造业所占比重就越来越小，这不是萎缩，只是比重在减小。中国人的服装鞋帽等轻纺产品把美国、欧洲的轻工业的初级产品的生产都快挤没了，等到中国人不愿做这些的时候，越南人可能就来了。这是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当社会上没有新的增长点，人们生活水平的需求都满足以后，你再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意义了。大家都说日本不增长，但我认为日本内需外需都满足了，它不需要扩大再生产，再加上没有新的增长点和资源受限，所以日本一直保持这样慢的增长。在我看来，人类发展到比较富裕的社会，经济必然是缓慢增长的。

　　掘金“十二五”：文化产业兴起，房地产仍有机遇

　　记者：您认为“十二五”期间应重点关注哪些投资领域？

　　张汉亚：目前，中国比较缺乏的是文化产业。中国的物质生产越来越发达，衣、食、住、行、用基本都得到了满足，物质生活满足后就要关注精神生活。国家从2009年开始制定文化产业规划。2010年，在电影、动画等文化产业上也出台了很多政策，2011年“十二五”规划里又专门列出了文化产业这一章，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十七届六中全会也专门提到了文化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可以带动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实际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含有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但是发展速度还是不够快。另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十二五”末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占到GDP比重的8%，202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5%。

　　“十二五”国家要完善公路网、铁路网、航空网、电力、河道整治等基础设施，这些都不是一般中小企业能投的，但是文化产业几乎谁都能投。现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量很大，但很多核心技术并不是自己的。现在国家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大投入，每年在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方面都要投入几千亿元的资金。

　　还可以房地产继续投资，另外，海洋资源、农业等方面也有很多投资机会。

　　记者：房地产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您说还可以继续投资，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汉亚：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是不断更新的。中国人过去有钱就买房置地，现在也一样，人永远都希望居住得更舒服。以杭州萧山的农民住宅为例，一开始是茅草房，后来是砖瓦房，再发展到二三层小楼房，然后不断增高，现在是雕梁画柱，房屋里的装修也不断提升。在城里，年轻人刚毕业参加工作可能住在30平米的地方，结婚生子之后又觉得太小了，从50平米换到80平米，后来干脆就150平米，这就是人的欲望，一代一代都是这么过来的。虽然有公租房，但是中国人更多的还是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房地产2011年的投资增速达20%以上，2012年可能降到15%，甚至更低，但是房地产业还是要快速发展一段时间的。

　　记者：中国已经开始房地产调控，这对房地产业影响会有多大？

　　张汉亚：中国现在采取的调控房地产业政策，比2008年还要严厉。但与2008年相比，房地产企业一是更有钱了，二是接受了2008年的教训。2008年，企业没有危机意识，有钱该用就用出去了。当央行连续十几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全社会资金紧张时，房地产业就不行了，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房地产业投资是负增长。当时企业没有防备，最后真的没有钱了，那时候有个说法叫“现金为王”。但现在不这么说了，许多房地产公司都留有一手，大家手里都还有钱，虽然社会资金比2008年紧张，但真正挺不住的企业很少。

　　国家从2010年4月开始不断加大“防止部分大城市房价过快过涨”的调控政策之后，到2011年11月才出现房价较大面积的下降。但北京等大城市实际上也只是边缘地区的房价在降，调控对中小城市的影响不太大。北京四环之内的房价是不可能降的，一方面是新房很少，另一方面是它处于城市中心地带，也是商业集中区，想进来的人很多，供不应求，就不会降价。

　　记者：中国的市场很大，竞争很激烈，张会长，您能否为投资人支支招儿？

　　张汉亚：中国市场很大，到处都是投资机会。1998年，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亏损，大家都在找投资方向，许多人向我咨询，我告诉他们，投资什么行业都能赚钱，关键是你要找到懂行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新技术，投资人要有敏锐感，要对某个行业新技术的发展和下一代产品有清晰的了解，投下一代新技术和更新换代产品就能赚钱。2008年很多人说各行各业都亏损，投资了也没什么收入。我就说，不是这样的，短期内产品过剩，亏损了，许多人退出了，过一段时间将会出现短缺，你现在投资进入，当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好赶上供不应求的时期，自然会赚钱。投资人还要有逆向思维，比如投资农业，看到今年姜卖不出去了，你就种。因为社会需求是刚性的，别人不种了，这时候你去种就能赚钱。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这事儿了，春秋战国时的范蠡就是这样“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白圭也是，他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都发了大财。就是这个道理。(摄影 王南海)

　　张汉亚简历

　　张汉亚，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投资协会会长。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他曾先后在河南省电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编辑部、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预测、宏观经济管理、产业发展规划、投资管理、投资项目管理、企业管理等。

　　点击中国投资协会

　　中国投资协会(The Invest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IAC)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中国投资建设领域权威性、综合性社团组织。其主管部门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投资协会现有会员600多个，既有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也有专家学者，几乎涵盖了各个行业。协会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九个中心、五个职能部门和一个组织工作委员会。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投资协会在国家发改委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广大会员的关心和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服务宗旨，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服务、为会员和各类投资主体服务、为提高投资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