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原文：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不是新事物，总有新话题。

　　“新36条”的正式称谓是《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于2010年的5月。一经推出，“新36条”被视为如同一道“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两年即将过去，“开门”的期待还是遇上“三重门”，如何落到实处成为持续的呼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做出了承诺，今年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期待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能为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划好“斑马线”“把斑马线划好了，红灯一灭，绿灯一亮，大家按照规则就过去了。”

　　绿灯已经亮了起来，总理给出了政策层面的放行信号。但是说起那条欠缺的斑马线，一拖再拖的实施细则让民间投资还是踌蹰观望，犹豫不前。看似平常的实施细则，成了开房门的那把钥匙，成了过马路的那道斑马线。

　　为何要“开门”？

　　振兴实体不能少了民资

　　民间资本的规模有多少？还真没有准确的数据，但一组被经常引用的数字是：山西有一万多亿，温州有5000多亿，鄂尔多斯有2000多亿。

　　数目的多少，并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流动的方向。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如此表述：一个8000人的工厂效益不如80人的地产公司。一个80人的地产公司不如8个人的投资公司。一个8个人的投资公司又不如2个人的投机公司。

　　做实的不如搞虚的，搞投资不如玩投机，这就是民间投资的危险信号。落实“新36条”，不仅是立足长远的制度设计，也是当下迫切的现实需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表示，拥有巨大潜能的民间资本，只能或以储蓄的形式“趴”在银行，无法投入实体经济，或一窝蜂地进入投机领域，助推泡沫经济的形成。因此，他建议结合实际加快制定鼓励、支持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细则，以扩大我国资本市场规模，降低行业准入门槛，为民间资本提供“绿色通道”，以推动实现“民富国强”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副市长成岳冲在提案中表示，实现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合理、有序流动，是当前实现金融经济稳定、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虽然民间资本具有层次低、好投机的弱点，但是准入受到限制、行业过于集中也是外在压迫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建议，中小型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转型升级，首先要积极为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包括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产业发展良好预期的环境。在公平竞争的问题上，主要是真正落实“新36条”，在产业准入上实现大中小企业和国有、民营企业的公平。在产业发展良好预期的问题上，一方面要降低高溢价行业的资本利得，另一方面在上中下游产业链明确技术、资金、土地、税收待遇等一揽子政策支持。

　　综合代表委员们的意见，不难发现当中的共同点，那就是资本本身并无对错，关键在于是否有合理的渠道引导。

　　为何难“开门”？

　　公平政策遭遇垄断壁垒

　　为民间投资“正名导航”，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已经很完善，但是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冰冷的“三重门”还是让“新36条”看起来很美，民间资本在“春天里”只能说得精彩活得委屈。

　　形容民间资本的困境，温家宝总理也提到过“三重门”。“三重门”是什么？一是铁门，垄断企业把持，门槛太高进不去；二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没实力也不敢进；还有一个是弹簧门，进去以后把你弹出来。

　　“三重门”也可以理解为不能进入、不想进入、不敢进入。一些政策对资本实力、从业资历、技术水平方面要求过高，一些行业准入对经济规模的要求很大；一些行业在进入方面的资质审核、程序管理、信息发布等方面的隐形限制等。比如在金融领域，投资银行业的高额资本不是民营企业所能够承受的；在电信领域，极强的资本规模效应和设备专用性导致的巨额资本沉淀，都使得民营企业难以进入。

　　王均金委员更是直接表示，垄断行业存在制度性壁垒、行为性壁垒和结构性壁垒，在铁路公路建设、民用航空、水利电力、汽油开采炼化等重大基础设施性投资领域，很少看见中小企业的身影。由于体制壁垒，中小企业在产业选择、技术改造、上市融资、资金扶持等方面，仍难以享受与其它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平等的市场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认为，民间资本依然主要集中于商贸、住宿餐饮、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金融、交通、通信、电力、石油、天然气、矿产、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医疗等利润丰厚的领域仍然被垄断着，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他在《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全面参与公平开放市场竞争的建议》中提到，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支持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所有不被明确禁止的行业。

　　成岳冲委员在提案中举例选中了村镇银行，相关规定要求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作为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股本总额的20%。这使得村镇银行容易成为大银行事实上的分支机构，也成为大量民间资本的进入障碍，即使进入也往往难以获得股东应有的法人治理权。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今年上半年必须把相关的实施细则出齐，进一步解决“玻璃门”、“弹簧门”问题。在代表委员的眼里，这是一个推进改革的积极信号。“面对重重矛盾，改革不能退，当前要有更大的决心推动改革，要坚定地、自觉地、长期地把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动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小组讨论中如此说。

　　如何快“开门”？

　　放开金融服务就是破题

　　打破垄断，放开准入，最有效的破题就是从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入手。眼下，这个破题点在哪里？代表委员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浙江代表团有过精彩发言接力。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代表亮出了一组数据：“看看现在的融资成本，林林总总加起来，年利息能达15%到20%，但传统制造业的实际利润往往在3%到5%之间，金融业不放开，各大银行赚得盆满钵满，制造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接力发言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代表还是用数据说话：“更要命的问题是，即便付出这么高的融资成本，民营中小企业仍然很难从银行贷到钱。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90%以上的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62.3%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自民间借贷。”

　　让民资服务于民企，就是要在制度层面创造对接的平台。民间资本四处游走，民营企业缺少资金，两大问题同时并存，解决之道还是要看金融服务放宽准入。民营金融的家底又是如何呢？民建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发展民营银行》的提案中透露：“目前我国民营银行数目不超过10家，合计人民币存款余额达2000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民营企业最大的困难，是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使用上相对来说不公平，代价比较高。让民间资本阳光化，才可以降低整个成本，资本充分竞争才可以让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为此，他今年的建议是支持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希望国家能支持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发展，给予它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民间需求大，正常供给少。面对制造业饥渴的融资需求，民间资本用好了就是甘霖美酒，管差了也会是洪水猛兽。参加分组审议，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深有感触地表示，应该给予民间借贷合理性合法性。

　　让民间借贷走到阳光下来，金融服务业的放宽准入是重要一步。成岳冲委员在提案中建议，一是放宽设立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按照“宽进入、严监管”的原则，允许资信良好、资本实力强的非银行业资本等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二是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放宽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适当降低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放宽在资本金、不良资产、存贷比等方面的限制。

　　民企融资解困，民资流动有序。金融服务破题，无疑是一举数得的好办法。(深圳商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