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两会期间，关于中国银行业高企的利润引起了很大争论，有多名银行家不承认银行业暴利来自金融垄断、来自利率的非市场化因素。最为典型的辩护是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做出的，他认为中国银行业利润没有和工业企业背离，而且银行利润来自规模扩张，而不是价格提高。他引用国际视野里存贷款利差的数据比较（但只选择了2010一年），国际上前十大银行平均利差2.31，中国略高，为2.46。而与金砖四国来比，中国是金砖四国中最低的。

　　但这不免有点粗略，因为国际上前十大银行究竟是怎么排出来的，都是哪些银行，他并无明确。假如是按照市值排名的话，总部设在北京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2010年和2011年皆名列前十；要是按照盈利算的话，这四家也名列前十。这些前提不清楚，前十大银行的平均利差是不好计算的（因为包括不少中国的银行），但即便如此不清楚，存贷款利差也是中国的高，要高0.15个百分点。

　　更何况，市场利差千变万化，利差的计算不能只比较某个年度的。要平均计算，至少要计算一个十年周期，才能说明白某一个市场的利息水平总体是高是低。而按照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计算，世界上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存贷款的利差长期在1.5%~2%，而中国国有银行存贷款利差却长期保持在3%，差不多是国际平均利差的一倍左右。

　　但笔者以为，问题还不在于存贷款利差的多少，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存贷款利差的形成，不是靠该国央行管制，而是金融市场自发形成的。尽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利率形成的基础可以说都是管制的结果，是由一个国家的央行制定出基准利率才形成市场利率的。但几乎没有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会规定存贷款利差的大小。

　　其实所谓利率市场化，从本质上即是货币政策的价格化管理手段。从最为宏观的角度说，完全利率市场化是不存在的，因为全球尚未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不是国家垄断的。问题是在国家垄断铸币权无法取消的情况下，货币的价格市场程度取决于基准利率是如何制定的。

　　何为基准利率呢？说起来也简单，一般都以中央银行的再贴现利率为准，但也有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准的（比如英国）。基准利率在全球市场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二是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它们之间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由市场资金交易出来的利率曲线决定的。

　　比如我国基准利率制度是模仿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基准利率是按照债券市场的利率来修正和制定的。但这在美国可行，在中国却比较难。因为美国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是一个对内对外都开放的国际化市场，其投资人不仅有美国本土的各种机构，也有像中国外汇储备这样的投资，因此其利率曲线市场价格结构不仅面对了多层次的资金需求，资金价格交易也富含了汇率变化的因素。

　　但中国债券的利率曲线却相对单调，因为中国的国债95%交易是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叫银行间市场里的。这个市场和汇率没有市场交易，只有外管局一个结汇的出口。这个市场的资金变量也只在会员之间发生。虽然有2000多家会员，会员的成分也相对复杂，有外资、银行、券商，但总体来说国有商业银行占了绝对大头，仅工行在银行间市场的交易就超过25%。

　　即使这些交易或多或少也反映利率市场化的水平，但价格垄断的嫌疑是难免的。而考虑到中国最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其实都是财政部，即使它没有统一部署的行为来主动控制银行间的收益率，但就利率的曲线来说，银行间市场所反映的数据恐怕也是极为单调的和不够丰富的。而从财政部作为国债的唯一发行主体，它是有控制国债发行成本的直接需要的，而发行利率是其最大的成本，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利率真实性常常也是很可疑的，即使央行以此市场的利率来决定的基准利率，其价格偏差也是可想而知，是要看财政部脸色并受到财政部约束的——这怎么说都离利率市场化相当遥远。

　　（作者系资深市场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