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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隽 曹开虎
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暴利”行业?
17家A股上市银行净利润占到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的四成以上,其大量利润来自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是政策保护而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切事实,令银行业陷入舆论漩涡中,也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引发热议。
“目前银行业绩好主要是存贷利差过大的结果,是全体人民支持的结果。”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商华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银行不能够在好的时候大把大把地分钱,而在经营业绩不好的时候,就向人民伸手。这是极不道德的,也是极不公平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则认为,银行业目前利润的确比较高,但是也不能说银行业就是暴利。银行业有相当部分的利润都补充到了资本金上,目前国内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普遍在20%以上,实际上国外也差不多。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就对媒体表示,去年中国银行业利润10412亿元,拿去补充资本金就需要8000亿。银行利润“绝没有大家想象得高。”
利润压倒实体经济?
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0.698万亿元;沪深两市2369家上市公司中,可统计的2319家共实现净利润1.58万亿元;上市银行净利润稳占上市公司净利润四成以上。
华林证券研究所副主任胡宇向本报表示,国内主要银行都已在A股上市,但A股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企业的真正盈利能力,很多A股非金融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相当多高利润优质企业只在香港和美国挂牌。尽管如此,中国银行业的暴利依然存在。
3月9日,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在深发展2011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认为,从法律和经济上来讲,“暴利”应该是指生产者、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超过合理利润幅度的行为。银行业既非垄断行业,亦非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润,最多只能用“高利”来形容。
目前银行业资产收益率只有1%左右(2011年深发展的该数据为1.04%),而一般制造业这个指标能达到5%甚至更高。“所以银行业既非暴利也非高利。”肖遂宁认为,银行业近年来利润水平不断提升,同管理水平提高以及不断创新、防范风险等有很大关系。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银行本身就是经营“资产和负债”的企业,其所吸纳的储户存款均是负债,其负债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因此用总资产收益率同一般企业进行对比并不合适,而应该用净资产收益率来对比。
过去数年,银行年化净资产收益率多数都可维持在20%左右,远高于一般企业。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2%,而16家上市银行则为17.1%,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比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
但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2008年-2010年,全国16家上市银行平均盈利增长分别为30%、17%、33%。而同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分别为12.5%、13%、53.5%。大家反映最困难的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为25%,其中私营企业利润增长46%。根据银监会数据,去年我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为36.3%。潘功胜说,从这些数据可看出,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过多背离。
高利来源:利差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的高额利润主要源自存贷款的利差保护,以及经营牌照门槛。
胡宇认为,利差保护是银行利润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是市场利率充分竞争的话,相信利差会降低;此外,牌照的稀缺性也是重要原因,很多资金无法经营银行,能够在全国布局的银行数量有限。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中国的银行业巨额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存贷利差相对较高,某些收费不透明,准入门槛高。现在,业界也在讨论推动利率自由化的事情,清理乱收费已经开展,这都是很好的方向。
但关于中国利差是否过大,也有不同意见。
如潘功胜在谈“银行暴利”问题时就对媒体表示,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仅为2.5%,从全世界范围来说不是最高的。
潘功胜称,2010年,国际前10大银行平均利差为2.31%,而我国银行业的平均利差为2.46%,与之相比并不算高。同发展程度相当的“金砖四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则显得很低:2003年至2010年这7年,中国银行业平均利差为2.7%,印度是3.05%,巴西是11%,俄罗斯是6.4%。
主要专注于新兴市场经营的渣打集团公布其2011年全年净利差为2.3%,比国内利差水平略低。
不论中国银行业利差同国际水平相比是否过高,利差无疑是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利润来源。
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总额为1.28万亿元,占营业收入1.64万亿元的77.5%。
深发展行长理查德·杰克逊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以利差为主要收入渠道,中间收入比重不高,跟收费模式有关,比如在香港等亚洲地区,银行代销共同基金,佣金是5%,而中国内地银行代销费率则在1.5%以下,两者的差距比较大,这造成了内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不高。
不满的来源:不公平感
究其根本,舆论对银行业高利润的不容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改革成本分摊和利润、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判断。
在谢商华看来,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按理银行的收益应当受影响,但是客观上并非如此,银行收益不但没有受到影响,且业绩相较过去更好。
谢商华认为,这主要是国家政策给银行巨大支持和保护。一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银行资本金;二是将四大银行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剥离给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三是为解决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人民银行发放专项票据置换农信社不良贷款和历年亏损挂账;四是银行存贷利差过大,尤其是隐形利差。
谢商华称,当前,银行1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为3.5%,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6.65%,但除了经营特别好的大企业能以基准贷款利率在银行贷到款外,其他企业基本上不可能以基准贷款利率贷到款,一般都要上浮30%以上,其他费用照常收取。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西安商会会长许智明也认为,银行利率管制政策“劫贫济富”已不合时宜。经历一个时期的财富积累后,仍然通过利率管制对国家银行业进行呵护,显然不合情理,限制利率的政策已无法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其严重的副作用对未来经济发展步伐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