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公司价值联盟与公司治理联盟(The Value Alliance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的首席执行官爱丽诺-布洛斯罕(Eleanor Bloxham) 3月15日撰文称，当两星期内一位法官和高盛一位员工先后对高盛的公司文化公开提出质疑时，这是严重的情况，高盛的董事会应该警醒并采取行动。

　　以下是文章摘译：

　　并不是每一位离职的员工都获得在《纽约时报》专栏版对前雇主呛声的机会，但在高盛工作了12年的该公司管理人士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昨天利用这样的机会对高盛的领导文化及其其董事会发出了有力控诉。

　　史密斯写道，个人的升值是基于他们给公司带来多少金钱收入，即使客户受损。他提到“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劳埃德-C-布兰克费恩(Lloyd C. Blankfein,)和总裁加里-D-科恩(Gary D. Cohn)在他们任职期间丧失了对该公司文化的把握”，并且“公司道德素质的下降意味着对其长期生存的单一最严重威胁，”，他写道，“我希望这可以为董事会敲响警钟……规正公司文化吧，这样人们会因为正确的理由打算在这里工作。”

　　这确实对董事会敲响了警钟

　　人们不禁会想，警钟的声音要响到多高，昏昏欲睡的高盛董事会才会被唤醒。上周，一名法官对布兰克费恩在说服其客户El Paso公司在一种具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与高盛合作的表述，成了头条新闻。此前一周，高盛公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调查该公司的客户披露问题，据说该公司持续面临这个问题。

　　距离高盛的权力中心远得多的其他人已听到了警钟的响声，那么在所有这些事情中，高盛董事会在哪里呢？高盛拒绝为这篇文章发表评论，但向《纽约时报》表示，该公司不同意史密斯的说法，客户的成功确实对高盛至关重要。

　　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布兰克费恩和科恩拒不理睬史密斯的批评，称他的意见不代表普遍员工观点。情况也许是这样，不过《纽约时报》昨天晚些时候的一篇文章和彭博社今天上午的一篇文章至少部分反驳了这种观点。但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发现史密斯的描述是适当的，而这种情况确实是重要的。

　　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拉斯-史蒂文森(Russ Stevenson )上周告诉我说，投资银行们的“自我认知已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过去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为他们的产品作担保，他们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并提供有价值的社会作用。史蒂文森说，这些已经丧失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究竟是否与布兰克费恩和高盛董事会有关？布兰克费恩和科恩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并未提及最近的新闻报导以及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的摩擦。上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 Schapiro)描述了对这种类型的公司持续监督的必要性——并且，在昨天，独立调查网站Propublica追溯了高盛过去12年间问题不断的面对监管的历史。在面临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例子的情况下，高盛目前的董事会本来有好几次机会警醒并采取行动。

　　高盛董事会去年在审视该行的业务实践评估中未能抓住一个巨大的机会。这仅仅67页的文件在老生常谈上雷声大，但在涉及员工所面临的伦理难题方面则雨点小。高盛昨天告诉《纽约时报》，客户的成功对该公司至关重要。但在销售被你称为“垃圾”的东西的实例中，是不是只有卖方而并非买方的成功是重要的

　　真正的问题是，客户的成功在确切的多大程度上对高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否比短期利润更重要呢？

　　搞清楚如何做能最佳地创造客户的成功，将意味着高盛将不仅仅为金融交易提供便利，而且要在什么最适合客户方面为客户提供建议，并为客户的利益行事。如果高盛打算公开表示那是其客户关系的性质，它需要十分确信它打算它的所作所为达到在广告中宣传的程度。基于该公司在面对监管上的历史，很难看到公司以往已遵循了那些标准。而且，不幸的是，在这个董事会的关注下，并没有对业务实践评估进行足够的深思熟虑以推进上述愿望。

　　该公司董事会昨天错过了另一次机会。董事会不应该对史密斯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是应当确保首席执行官认真严肃地对待有关的指责。董事会本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与员工和其他人沟通，说明董事会将有所作为，将了解什么样的行动会使该公司的所有员工和利益相关者感到舒适，认为高盛言行一致。

　　相反，董事会却允许布兰克费恩和科恩采取了最有可能封闭未来揭发者的措施：将史密斯的评论作为失控言论而排斥。如果他们愿意公开这样做，那么在紧闭的大门后面在发生什么呢？

　　董事会本身应该正在采取行动才对。当两星期内一位法官和贵公司的一位员工先后对贵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公开提出质疑时，这是严重的情况。

　　并且，当利益相关者们嘲笑这位员工揭发者天真幼稚，暗示每个人都该知道高盛坏得就像史密斯的话听上去的那样时，这不应当成为警钟吗？(草沐/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