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

　　来波士顿18年，从始至今，每每走过“哈佛广场”等地(“square”，广场指市区那些商店相对集中的地方)，总能见到乞讨者，以及一些手持一份叫作 Spare Change(给点余钱)的周报叫卖的人。这些人年龄各异，男性多于女性。乞讨者大都形影只单，在不同商店出入口附近，席地而坐，有的拿个塑料杯或纸杯，直接向路人要钱，有的默默坐着，手持废弃纸板箱纸，上面写些字，大意是，自己或者还有家人挨饿，希望行人施舍些钱。

　　初到波士顿，正值克林顿任总统。新鲜中常去哈佛广场。不过，每次看到乞讨者，感到难将那景象与代表“现代文明”的哈佛大学联系起来。有一次跟两三位认识不久的老美一起，走过一位乞讨者。一起走的其中一位目视前方，却脱口而出：“get a job”(找工作去)，明显是丢给那位乞讨者的。颇感一震的我，想，怎么那么不同情？当然，以后的我，也只能做到看到Spare Change 尽量买一份，看到乞讨者，口袋里有零钱就给一点。

　　不过，只要稍微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政经关系，即可明白这位熟人态度背后的逻辑和问题。

　　克林顿执政的19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这位民主党总统的各类政策，却让人明白，缘何“自由主义”和“进步”没有必然联系。其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继所谓里根革命，进一步埋下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恶果的种子，在市场神圣的逻辑下，出台各种向资本倾斜的政策和法规，而大多善良的美国人却对此全然不了解不明白。而其时媒体上大肆宣传，并得以家喻户晓的，却是所谓“大政府”和“穷人”之间的社会福利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 “well-fare mothers”， 特指那些没工作，靠国家福利生存的年轻的单亲母亲问题。必须指出，媒体有意无意给出的印象是这些年轻女性大多为黑人，而事实上大多是白人。舆论说“大政府”的福利政策让穷人有机可乘，当中产阶级辛劳工作时，他/她们却好吃懒做，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舆论的力量确实大，在不断的宣传下，“纳税人”不高兴了，意见也统一了：穷人穷是因为懒惰，必须要求她们/他们找工作，也必须改变政府的福利政策。在舆论如此一片倒的1990年代，克林顿签署的社会福利修正案，抬高可享受福利的门槛，让很多稍处贫困线之上的穷人失去原来就不高的福利。如此，联邦政府通过的法规，更大声的对穷人说：get a job!

　　什么样的工作？能挣多少工资？挣不到足够养家糊口的怎么办？靠借债度日，靠寅吃卯粮？1970年代以来工资增长缓慢，家庭和个人债务大增的现实下的繁荣，谁赢？谁输？是“市场”而为还是政策而为？伴随这些问题的，是占美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看不见的穷人，外加比他们也好不了太多的下中层，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的书和文章，有心人可作进一步了解、分析和判断。

　　与此同时，每次走过戴维斯广场，哈佛广场，或者开车至一些要道路口，总会继续看到不同的乞讨者。看着他们衣衫不整的样子，无法释怀的仍然是财富如此之多的国度里，大多数人漠然接受这样的现实。也许人们不仅早已见怪不怪，更多的是接受了这样的逻辑： 这就是资本主义，有人赢，有人输。望着碧蓝的天空，我仍可以听到那位熟人的声音，可能还会再加一句：“活该，谁让他们酗酒，吸毒。”

　　有时，还会想到很多羡慕美国这片碧蓝天空的人们，在他们羡慕的余光里，不知有否穷人进入视线，进入又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