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3月20日零时起同时上调汽柴油零售价各600元/吨，对应涨幅分别达到6.4%与7%，涨幅创下2009年6月以来新高，油价更是创下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以来历史新高。

　　中央政府对此已有事先安排，其中之一即如温家宝总理3月17日至18日视察河南农村时所述，“如果油价提高，国家还准备给(农民)直接补贴”，其指向，除了继续贯彻落实反哺“三农”基本国策，更为迫近的政策目标显然在于及时切断能源与农产品价格联动传导机制，从其源头上阻止通胀向下游扩散。

　　反复冲高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将长期面对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从未遭遇的滞胀考验。当然，倘若严格按照经典定义，时下中国日益凸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并存的局面，距离真正的滞胀为期尚早，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速只是相对过去长期保持的10%以上增速有所放缓。真正堪忧之处，无非在于中国本就失衡的国民福利分配格局，因为滞胀通常表现出的高通胀、高失业并存而更趋恶化。

　　面对复杂并且相互背离的新情况，曾经有效的诸多宏观调控手段很有可能顾此失彼。譬如此前一轮通胀周期中，央行曾在2006年4月至2008年9月短短两年半时间内，心无旁骛地连续1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连续8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再比照通胀压力同样高企的2011年全年，尽管当期CPI同比上涨5.4%，明显超出年初设定的4%左右的目标值，但自该年年末起，为了兼顾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货币紧缩还是出现了松动迹象。

　　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应对滞胀需要更多地借重财税政策，因为相比很容易陷入“追二兔”困局的总量调控，更具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临时性补贴等手段(如上文所述农业用油补贴)，审慎灵活地提前干预市场失灵，避免价格弹性促成发散型蛛网效应；还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有保有压地平衡供求关系、调节资本投向，进而促进宏观经济平衡与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选项对于素来奉行“大政府”、“大财政”模式的中国而言，包括直补、直投等相对有利于政府扩权，较易投入实际使用并且见效直接明了。这一点，是中国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但也会再次形成潜在隐患。譬如农业生产财政补贴，由于其并不能根本性改变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所导致的高成本、低效率，因此，面对正在显现且长期存在的滞胀考验，中国时下更需要加快打通另一条路径，即，通过减税、放权等政府自我设限的方式，不断提升市场活力，不断推进转型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防滞胀重任才能由“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配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