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与孙栋光(孙栋光提供)

　　1944年，陶行知送给导演孙瑜一本《武训画传》，希望他能将武训的故事拍成电影。抗战胜利后，孙瑜在归国的船上开始动手写《武训传》的剧本。“我自己流的眼泪并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少，”孙瑜后来谈到这部电影时说。

　　1948年，老搭档蔡楚生、郑君里在上海成立昆仑影业公司，孙瑜曾想过在昆仑公司拍摄《武训传》。“但郑君里告诉他，阳翰笙等左翼人士还是希望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拍。当时的‘中制’隶属于国民党，会拍一些反共的片子，(电影)放在中制拍，占据着中制的设备、时间，能让它少拍反共的片子。”孙瑜之子孙栋光说。

　　《武训传》开拍不久停拍。1949年，“昆仑”出面把已经拍好的1/3电影拷贝买下。“中制”撤离大陆前，曾希望孙瑜能一起到台湾，但他选择留下。“‘联华’的老朋友都在那边，他也很愿意在昆仑拍完《武训传》。”

　　1951年，这部反响热烈、轰动一时的电影遭到举国批判，孙瑜半生辉煌的电影事业也随之改写。

　　首轮放映场的爆满

　　为拍摄《武训传》，孙瑜带剧组去山东调查，向当地农民了解武训的事迹。“那时每个人都说武训好，武训卖唱、行乞、变戏法，靠这些钱积累起来办了好多义学。等到江青一调查，完全两回事了。”

　　“我们到山东体验生活，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我都把吃的喂驴，赵丹在驴的身上感受到武训的精神，写了一篇关于我、老乡小孩和驴的文章，后来就批判他驴道主义。”孙栋光在《武训传》中饰演小武训，当时他年仅7岁。

　　孙瑜原打算只写一集剧本，后来在资方的苦苦要求下，将一集改成上下两集，为此增加了很多戏，“本来批判农民运动的并没有，后来就加进了”。

　　1950年底至1951年初，《武训传》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上映，取得空前的成功。在上海，巨幅海报挂在大光明电影院外，首轮放映场场爆满。海报里写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为贫苦不识字的孩子们造福”、“提倡识字运动，普及农村教育。”

　　到1951年3月下旬，四十多篇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杂志同时发表了《武训传》的详细故事、大量剧照、孙瑜创作谈以及赵丹撰写的文章《我怎样演武训》。当时一本知名的电影画报还将7岁的孙栋光称为“天才小武训”。

　　孙栋光认为，《武训传》虽不算孙瑜最好的一部作品，却在艺术和技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作为第一个在西方系统学习戏剧电影的中国人，孙瑜在这部影片中进行了很多大胆尝试。

　　“有一场戏说的是武训被打后，发高烧做梦，梦见地狱里的穷孩子被官僚地主压迫，最后又到了天堂。这些场景在摄影棚里拍，动用了几百人，为制造烟雾效果还放干冰，这在当时好像还是第一次。”

　　这些艺术上的创新后来却成为《武训传》的污点之一。戏剧家陈白尘在1951年的《文艺新地》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里有针对性地指出：“他们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已经成了美国电影的俘虏……《武训传》就是最突出的标本。”

　　《武训传》大批判

　　建国后第一次文代会上，孙瑜遇到南开中学校友周恩来，并就《武训传》向总理征求意见，周恩来说，“你拍吧，拍了送过来我看看。”

　　上海审查时，《武训传》就赢来一片叫好声。“拍武训传的目的很清楚，当时提倡新文化，另外是扫盲运动，武训办学校让人来念书，正好配合了这个。”

　　电影送到北京时，孙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下午就得到消息，当晚中南海将放这部片子。周恩来、朱德等领导都去看了，朱德的评价是“好得很，很有教育意义”。孙瑜问周恩来的看法，周恩来说武训被打那几场戏太残酷了，孙瑜就把武训挨打的戏剪掉了很多。

　　1951年5月，周恩来提前让人给孙瑜带话，《人民日报》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但针对片子不是针对人”。

　　袁鹰在《风云侧记》里回忆道，“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天《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

　　这篇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指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人民日报》“党的生活”发表评论，“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5月23日，中央电影局也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通知，“均须在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藉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

　　1951年6月，江青化名“李进”率工作组到山东调查，孙瑜及《武训传》相关人员相继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批判还牵涉到当时负责上海文艺界的夏衍。“在拍《武训传》时，夏衍不赞成拍，批判时找到他检讨。放映时，夏衍在国外访问，他要检讨，他也想不通。”

　　1950年后只拍了3部电影

　　《武训传》之前，孙瑜的电影大多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惯于在垃圾箱里拣宝”，拍摄的题材也与1930年代吃香的武侠、才子佳人题材大相径庭。

　　1929年，孙瑜因《故都春梦》一炮而红，之后他拍摄了《野草闲花》、《野玫瑰》等影片。他的一部影片曾与蔡楚生的《渔光曲》一起送去苏联参展，但拷贝在半路被炸掉了，最终得奖的是《渔光曲》。尽管如此，孙瑜的作品在国外却很受欢迎。电影资料馆做过统计，1980年代至今，每年都有孙瑜的电影在国外放映。

　　在孙栋光眼里，父亲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他想象力比较丰富，看过很多神话，又喜欢古典诗歌，很有浪漫主义色彩。”

　　孙瑜是最早实景中拍摄使用运动镜头的导演之一，捧红过1930年代的“金童玉女”金焰和阮玲玉，他用最原始的手工配音，为《野草闲花》配上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插曲。

　　然而，《武训传》遭批却让孙瑜的电影梦跌入一个窘迫的境地。自1927年到解放，孙瑜共拍了二十多部影片，从1950年到去世只拍了3部。而《武训传》遭批的第二年，全国只出产8部电影。

　　“过去他想拍什么片，老板都会支持。《武训传》后，他一直在争取拍戏，每次都有作品申请，不通过再写。”孙栋光回忆，《武训传》遭到批判后，孙瑜也曾反思，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他在创作上多少变得有些缩手缩脚，对于政治特别小心。“他尽量保持原来的风格，但以后的作品却很难有灵光闪现的东西。”

　　孙瑜写过很多剧本，习惯自编自导。他人生最后的3部电影分别是《乘风破浪》、《鲁班的传说》以及戏曲片《秦娘美》，只有《乘风破浪》的剧本出自孙瑜之手。“《乘风破浪》在东南亚放的时候反响还好，《鲁班的传说》一般，戏曲片就没什么了。”

　　生活中的孙瑜不会发脾气，也不善言辞，只有谈到电影时能讲很多。更多时候他总在幻想。“过去他的桂冠是诗人导演。解放前，他是电影界首屈一指的导演，后来工资评级他总是二级。”

　　一位与晚年孙瑜有过接触的人形容1980年代以后的孙瑜，“生活十分低调，偶尔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总是朴素、谦和、清瘦、举止缓慢，甚至表情有些木讷。”

　　在一册小照相薄上，年轻的导演曾用中英文写着自己的座右铭“永远勇敢！！！永远希望！！！”而在他很多电影的开头，导演孙瑜字幕下总会用一个骑马武士的剪影作衬底。孙瑜并未跟人提起这样做的用意，但这个热血又孤独的武士形象也许就是他电影生涯最形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