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鹏

　　作者：黄小鹏

　　本专栏上一篇文章简要考察了欧美各国在此次危机前后的经济表现，以及这种表现与市场机制完善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凡是曾进行过有效的供给改革、市场机制得到优化的国家，抗危机能力较强，走出危机也较快；反之，缺乏改革，以财政货币政策腾挪来应对危机的国家则困难重重。

　　其实，体制、机制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在国内也可以找到很多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为说明这点，我们先要从辨析人口红利开始。由于资本市场的炒作以及媒体放大，这几年人口红利概念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被滥用，许多人以人口红利来解释中国经济过往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以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眼下的困境。

　　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含义有二：一是指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而低廉的劳动供给，保证了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指劳动人口占比高、负担系数低，从而全社会储蓄率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

　　然而，如果把观察的视界放宽拉长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过度强调人口红利因素是不恰当的，甚至具有很大的误导性。首先，所有农业国向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罗斯托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有过人口红利。以这个标准往回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没有100年，也至少有60年了，为何这中间不同阶段的发展差异如此大呢？第二，低负担系数和高储蓄率这个条件也不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人口统计学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人口占比高、负担系数低这一“人口红利”的特征至少在1960年代后半期就已形成。但事实上，中国一直都没有享受到红利，相反，就业压力沉重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最大难题。也许有人说，工业化过程是一个人均资本大幅提高的过程，中国资本短缺是因为人口结构优势没有转化成高储蓄率，但这同样不符合事实，其实只要制度得当，资本问题就不会成为大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有外国观察者发现中国人的勤劳节俭，并断言中国一旦走上正轨，资本不是大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30年，通过中央计划方式挤压消费，储蓄率比任何时候都要高，但那却是一个经济发展最受制于资本短缺的阶段。相反，改革开放只搞了20年(到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就很快成了净资本输出国。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反差。制度、体制、机制优劣才是造成繁荣和贫穷的根本原因，相信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但一到具体问题上，很多人还是很容易迷惑，比如，潜意识地将某阶段较为出色的经济表现和某些周期性问题，与人口红利挂上钩。

　　最近30年，中国经历了至少4轮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但每次差异很大：上升持续时间有长有短，通胀来临有早有晚，回落时间和回落幅度也相差很大。抛开人口红利这种大而不当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差别并非因为政府需求管理水平不同，相反，主要是与有没有供给改革的红利可分享相关。

　　我们不妨以最近两个周期作个对比。以南巡讲话为开端，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虽然1992年是改革启动的一个重要年份，但当年经济增长的爆发更多来自货币和财政的放松，来自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守政治在此前3年占了上风，丝毫没有为改革创造一点儿“红利”。这轮以需求泡沫式扩张为特征的增长迅速引发了高通胀，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经济启动第一年就达到6.4%，随后3年一直保持在两位数，最高的1994年甚至高达24.1%。

　　由于这是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扩张，政府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健康都受到了严重破坏，随后几年政府被迫以改革来解决这些难题，于是分税制、汇率并轨、国企改革、银行改革次第展开。在改革过程中，银行坏账问题暴露，企业资产负债表遭到破坏，原有固定就业制度也被取消，泡沫式需求破裂之后出现的信贷紧缩、消费不足等问题因改革而放大，其结果是通货紧缩。

　　然而这一轮改革，特别是国企和银行改革，顺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微观再造和建立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巨大提升，同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也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改革持续数年，难度很大，力度也很大，并在短期内加剧了经济回落的压力，但是改革的长期效果在随后数年得以体现。2003年经济走出通缩之后，开始进入新一轮提速，与1992那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通胀直到4-5年后才来临，其最高值(2008年)也只有5.9%。宏观经济的这一较好表现，并非政府需求管理(宏观调控)水平比1992-1994年高，而恰恰是因为1990年代后半期诸多艰难的改革进入了红利释放期。国企和银行在改组和股份制改造后，激励约束机制发生质变，在一定的垄断下，利润持续增长，进入世贸后，以民企、外资为代表的企业在出口推动下，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在这一轮周期中，一家大型国企的利润就超过了1998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和。没有改革红利，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

　　观察可以发现，每一次改革都会在若干年后对增长形成助推，有无改革、改革质量如何直接决定随后数年的经济表现，改革红利越丰厚，经济繁荣时间越长，无改革式的纯政策放松，只能起到短期兴奋剂一样的效果。

　　然而，在2003年开始的上升周期中，改革脚步明显放慢，政府主要精力也放在需求管理上，一轮又一轮的“宏观调控”充斥媒体。缺乏改革的结果就是：原有体制性弊端进一步凸显，新问题开始出现。政府权力不但未受到约束，反而进一步扩张，法治环境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新出现的国企垄断问题也一直未能破题，金融市场化改革明显迟缓，腐败也未受到有效遏制。这一切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纸上谈兵。

　　2008年底，为了防止硬着陆，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以及配套的十万亿信贷。这一史无前例的需求管理政策虽然暂时阻止了经济崩溃，但功效释放后迅速引来通胀，并且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次次超出市场预期的紧缩(需求管理)才将通胀高昂的头按下来。四万亿的效果又一次证明需求管理已走到山穷水尽。

　　眼下，面对失速了的经济，人们注意力仍然高度集中于政策何时放松上，有人甚至寄望于政策放松能带来一轮“新周期”，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鼓吹尽快刺激房地产。从一般意义上看，在上一轮周期制造的资产泡沫清除前，在积累的过剩产能消化前，或者在新技术广泛运用、新产业大面积勃兴前，新增长周期不会来。而在眼下的特殊情况下还要加一条：没有实质性的供给改革，单凭需求管理政策，新周期不会来。如不信，2009年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