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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抑制城市成长的传统原因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08日 08:1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经济观察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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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要借助某些关键的因果关联。在方法上,这就离不开一套思维游戏,比如“观现象、猜原因”。不过,因果关联也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猜测要选方向。上文我们先排除了一种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两个量,其实是一回事,谁也说明不了谁的。

  余下再向哪个方向猜?还是费思量。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空间表现呢?想想是蛮有道理的。农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晒得到太阳,才有产出。这就决定了,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积——“有土斯有财”。在广袤的土地上搞农业,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料庄稼。是的,倘若不是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要,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极其发散的。

  不过,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山多地少、各地差异极大的生态经济环境,并不注定这个伟大的文明非要以农立国不可(例如《汉代农业》,许倬云,1980)。事实上,商业文明早就在中国萌芽。从本文关注的角度看,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空间上聚集的要求。我们不妨从“集市”开始——那可是最初级的市场——买家和卖家总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熙熙攘攘地凑热闹,才便于交易的达成。

  问题是,仅仅为农业服务的集市,受制于交通条件,覆盖的人口范围不可能过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做过出色的研究。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美国教授,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村庄——组织起来的。在庞大的市场网络的最基层,往往是一个集市带动着周围15~20个村庄。

  从集市“向上”发展,就会到达层级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场”。原来,交易活动也分层,并像产业活动一样会逐步升级!现在不难明白,这只不过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径的延伸以及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参与其中,当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备的保护。于是,高端中心市场多半设在有城郭拱卫之处,依城建市,“城市”应运而生。

  当然,“城”还有其独立的来历。对版图辽阔的中央帝国而言,庞大的军事行政网络必定有空间上的表现。至少秦汉以降,“百代都行郡县制”——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关设防、征收税赋、实施政令,当然要选地理网络的中心节点充当各级衙门的所在地,否则无从应付大一统帝国极其昂贵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业服务供需两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当数历代京师之地,像咸阳、长安、杭州、北京,每一个都是最繁华大都会的一时之选。

  这样,以市依城也罢,以城立市也罢,殊途并进,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10页)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体系作为复杂商业的空间构造,说精巧极精巧,说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战乱对城市的摧残,总是甚于对乡村的破坏。很不幸,中国历史上外患内乱频仍,战争动乱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杀戮之残酷,历史上的欧洲怕是没得好比的。历史似乎不讲对称,生产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坏力以城市为目标却“很自然”。仅就此点而论,中国的城市文明即使达到过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度(想想马可·波罗由衷的赞叹),也一定屡遭毁灭性的破坏。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甚至凝结为民间智慧,例如在刘心武的笔下就出现过以下字样:“小乱进城,大乱下乡。”是啊,一次次的大乱总是先毁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里难保,还不如上山下乡吧。

  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则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有解释说,那是商业利润太高,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这是说,担心“无商不富”摇动了“无农不稳”。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道理”——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唯有“兴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而“抑商”反倒会永远维系商业暴利。历代那么些个圣贤与明君,为什么连这么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后来看了1940年代末吴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领悟到中央皇权真正担心的是富商与之争夺官僚的忠诚。农业大国的财政基础薄弱,“高薪养廉”很好说,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养廉,官僚们公权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钱买走他们的忠诚,即便“贵为天子”,还有什么意思吗?这样看,“抑商”所固的远不只是“农本”,而是大一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国本。

  代价就是城市抑制。因为讲到底,抑商即抑城。个中道理也简单: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

  加到一起,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抑商政策倾向以及频繁的战乱,一起抑制了现代化以前时代中国的城市成长。据史家估计,1843年在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7.4%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镇,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地区的4.2%高出了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1801年的英国,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就达27.5%。这说明,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抑制就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距离。

  1840年代以后的中国,主权动摇、被迫开放。以上海为代表的“五口通商”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却又被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战乱所抵消。正负影响算到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区区的10%。新的问题是,在结束了战争、重建国家主权之后,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国家工业化,中国是不是就具备了消除传统时代抑制城市成长的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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