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金融资产定价权，既是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顶层分工并获取国际收益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维护经济与金融主权的内生性要求。

　　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亟须培育类似花旗、汇丰、高盛这样“大而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

　　其实，中国几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暂时无法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除了国际化程度较低这个约束条件之外，关键原因在于以它们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参与金融资产定价方面还是不折不扣的“小学生”。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只有在垄断市场中，才存在卖方定价。假如把股票市场视作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则对市场的交易各方来说，本来均不存在谁拥有定价权问题。众所周知，证券市场上，发行价是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初步定下来后，再通过和战略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充分沟通后得出的。实际上，包括股票定价权在内的金融资产定价权已经成为当今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命题之一。国内外普遍的共识是，股票定价高低从微观角度事关股市走势及对应的经济活动秩序；从宏观角度来说，它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市交易的国际路径而流失。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应当通过各种相关制度的建设来维护自己的定价权，而且一般会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防范股价被国际资本所操纵。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实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股市的大底每每被外国投资者抄到，以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国际投行更是垄断了中国优质企业海外上市的渠道，它们屡屡利用中国市场主体对国际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不熟悉，牢牢掌握了企业海外上市的定价权，往往赚得盆满钵满；甚至，A股定价权也部分易手。

　　作为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财富游戏，金融资产定价权可以是高级忽悠工具，也可以变成宰割弱势群体的筹码。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喊痛，他国则是真伤，除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外，还与美国牢牢掌握着国际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不无关系。

　　中国要从美欧花了数百年才建成的资产定价体系中搏得与本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殊为不易；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搏得定价主导权，并且打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博弈，也要介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逐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