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局长：为完成年初人大确定的财政增收目标，有的地方甚至把住房基金、社保基金、融资平台资本金都抽过来“充数字”，完成当期考核任务后再转出来

　　东方

　　税收乏力费来填。在经济减速背景下，非税收入已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力军，对部分省份一季度财政增收贡献率达七成。但管理水平和透明度远低于税收的这部分收入，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各种财务腾挪和乱收费现象的渊薮。

　　最近一周，各省区市陆续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在经济主动减速的大背景下，广东、江苏、北京、上海等地，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一些地市甚至出现税收收入超20%的负增长。

　　在税收增长急刹车的同时，地方非税收入普遍大幅增长，成了财政增收的主力军。有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分析称，这一现象背后很可能有“数字注水”和乱收费等隐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地方上俗称的非税收入，口径比财政部略宽，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但通常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本报注意到，自2007年非税收入统一纳入统计以来，全国财政非税收入增长通常都显著高于税收收入，仅有本轮楼市调控启动的2010年是一例外，当年非税收入同比增长9.9%，低于税收收入的23.0%。

　　这么高的增长是怎么来的？

　　应付增收任务的虚假膨胀？

　　非税收入高增长，突出表现在地方层面，但这是真实的增长还是虚假的膨胀？

　　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增幅比去年同期（33.1%）回落18.4个百分点。而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加1432亿元，增长53.3%。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幅50.1%。

　　地方非税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也大幅上升，例如，天津市财政地税网站公布，今年一季度该市非税收入130亿元，同比增加68.9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的72.2%。其中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2.1亿元，行政性收费40.7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4.9亿元。另据广东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计算，今年一季度广东省非税收入对财政增收的贡献率也达到了69%。

　　本报在各地财政部门网站上发现，许多地方财政收入的构成中，来自国税和地税的“两税”收入增长只有1~2个百分点；从总量上看，有的地方税收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只有60%，而有30%~40%的收入来自非税收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今年一季度的非税收入甚至出现“翻番式增长”。

　　“这种情况极不正常，也极易出现财政收入的虚增和注水，这些数字究竟是真还是假，值得认真推敲。”江苏一名长期从事财政监督工作的负责人对本报表示。

　　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低，从江苏省来看，一季度两税收入明显下滑。镇江市国税部门负责人告诉本报，今年以来因外部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成本上升因素的作用，利润空间收窄，增值税、所得税锐减，规模以上企业对税收整体的支撑作用在下降，其辖内的一些纳税大户如金东纸业、奇美化工今年基本无税收。在全省纳税百强榜上的一些企业，今年一季度甚至名落孙山，全市国税收入一季度出现多年未见的较大幅度的负增长。

　　“今年以来，我们拼了老命抓增收，挖掘一切可能的税源，但国地税的增收也只有2%左右。”这名官员无奈地说，“要实现财政收入的‘开门红’，只有靠非税收入来调节。其中有往年土地出让金结余的一块，但是在土地出让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一块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小。”

　　江苏另一个市的财政局长也毫不隐讳地对本报记者说：“一季度实体经济总体不乐观，表现在企业税收状况不佳，情况堪比2008年四季度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据他分析，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房地产交易萎缩、土地出让大量流标，相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营业税比去年大幅减少，其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约占到30%~40%，这一块突然断流，而地方支出又是刚性的，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压力非常大。许多县级市跑到省城，甚至到外省集中挂牌卖地，就是一种焦灼心态的投射，说明大家都发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年初各级人大确定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有的地方甚至把住房基金、社保基金、市里一些大的融资平台的资本金都抽过来“充数字”。“先临时调进去，完成当期的财政考核任务数后，再转出来，现在都是这样玩的。”他说。

　　地方政府“支票簿”

　　虚假膨胀只是问题的一面，低下的管理水平也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腾挪空间。即使不考虑土地出让金等收入，非税收入也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支票簿”，随便撕。

　　据财政部公布数据计算，2011年，地方本级非税收入为11343亿元，占全国财政非税收入（14020亿元）的80.9%，占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的21.6%；而据本报记者了解，地方财政部门所计算的非税收入，往往还高于这个比例。

　　多名财税专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在理性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希望让利于企业和民生，希望通过减税效应的发挥带动居民消费的扩大、振兴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但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和过度膨胀，容易对冲结构性减税的作用，加重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加剧社会分配不公。

　　一名长期从事财政监督的负责人向本报评论称，长期以来，政府收入名目过多，而支出管理相对薄弱。特别是非税收入使用管理不到位，普遍存在非税收入使用不规范问题，滥支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用来建办公楼、宿舍；有的用来发放职工的工资、津贴、补助，有的甚至乱发奖金、物品，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