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15日，笔者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和德国中央银行（Bundesbank）联合举办的国际会议，辩论“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货币局势”。德国央行理事拿格尔博士（Joachim Nagel）的主题演讲令人印象深刻。他直率批评欧央行（ECB）实施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累计规模超过1万亿欧元）。

　　拿格尔认为，再融资操作并非欧债危机妥善解决之道。相反，四方面的负面效果将迫使欧洲各国付出巨大代价。其一，长期再融资操作扭曲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债券和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金融债券产品风险估算将严重背离经济基本面。

　　其二，长期再融资操作给欧元区和全球金融市场注入过多流动性，必然强化欧元区和全球的长期通胀风险预期。

　　其三，长期再融资操作加剧欧元区各国贸易账户、经常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失衡，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失衡将日趋恶化。

　　其四，欧央行资产负债表急速膨胀。自2007年1月到2012年初，欧央行资产从1.15万亿欧元扩张至2.66万亿欧元。如此庞大的资产未来如何善后，如何避免各国纳税人为欧央行潜在的巨额“坏账”埋单？

　　拿格尔认为欧央行再融资操作背离了货币政策的正确方向，是极端危险的行动。他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恳求政治家帮助我们将货币政策重回正常轨道！

　　拿格尔并非公开批评再融资操作第一人。2011年底，德国央行新任行长魏德曼接受德国最大经济报《德国商报》专访，明确质疑欧央行的再融资操作政策。2011年9月，欧央行德籍理事会成员、首席经济学家史塔克（Jurgen Stark）强烈反对欧央行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购买政府债券来应对危机，愤然宣布辞职，将欧央行内部的政策分歧昭告世界。

　　法兰克福会议还邀请了美联储著名鹰派人物、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Richard Fisher）发表主题演讲。此君目前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非投票权成员，长期与伯南克分庭抗礼、高唱反调。费舍尔演讲再次强调他一贯坚持的两个基本立场：其一，无限度扩张货币供应量必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长期攀升和全球通胀预期恶化；其二，货币政策有内在局限性。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费舍尔多次向华盛顿政客喊话：“我们已经做够了，现在必须看你们的了。”

　　从法兰克福回北京的飞机上，笔者拜读美国学者哈切（Peter Hartcher）的一篇文章，题目颇为耸人听闻：《货币之死》（The Death of Money），是我读过的对伯南克货币政策最激烈的批评了。文章开宗明义，观点鲜明：“美国肆意创造廉价货币就像是沉溺于毒瘾，正在刺激新一轮史无前例的金融和货币泡沫，彻底摧毁人们对信用货币和良好政府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货币洪水泛滥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大麻烦。2012年，高油价再度灼伤全球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迫使我们再度深入思考货币洪水泛滥改变全球金融局势的多种渠道，思考世界为何只能与美联储和欧央行共舞。这或许是当今世界货币领域最有趣的话题。

　　先看几个基本的事实。其一，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各国大搞量化宽松以来，全球货币政策快速趋同。2007年1月～2012年初，美联储资产从9000多亿美元扩张到2.9万亿美元。同期，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从852亿美元扩张至3082亿美元。欧央行资产负债从11544亿欧元扩张至26557亿欧元。2008年9月～2012年初，美联储基础货币量从5000亿美元增加到25000亿美元。欧元区基础货币供应量加速扩张，英国基础货币供应量持续稳定增长，日本基础货币供应量创历史新高。从2007年1月～2012年初，全球主要央行基础货币量增幅超越以往一切历史时期，美联储、欧洲央行增幅最大。

　　其二，全球利率水平直线下降。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两轮量化宽松，联邦基准利率长期维持0～0.25%水平。英格兰银行多次实施量化宽松，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1%以下。欧央行实施两轮量化宽松，四次降低基准利率。日本中央银行实施三轮量化宽松，三次降低基准利率。

　　其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严重脱离真实经济供求关系。金融投机炒作成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关键决定力量，每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成为大宗商品价格新一轮暴涨的导火线。

　　几乎所有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领袖们（包括伯南克本人）都承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涨的主要力量，大宗商品已经成为金融投机产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粮食作物成为金融交易重要产品。全球粮食作物的价格波动，与石油价格波动紧紧联系到一起。过去10年来，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金融学者为这个现象取了一个名词：“全球粮食作物的金融化”。佐利克还说：“毋庸置疑，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宗商品粮食和石油，早就是金融投机的主要标的物。”

　　美联储当然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发源地。当伯南克稳坐华盛顿宪法大道庄严巍峨的大理石“神庙”，不断发出指令向全球注入货币洪水之时，全球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就随之翩翩起舞。2011年1月，美国国会曾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质询伯南克，他的回答是：“我们的政策对于股票市场的强劲增长贡献极大。最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让标准普尔指数上涨超过20%，罗素指数（Rusell）上涨超过30%。”然而，当国会议员质疑美联储货币政策是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罪魁祸首之时，伯南克却断然否认。

　　伯南克的否认自然难以自圆其说。既然他承认量化宽松是刺激股票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当然也是刺激其他资产飙涨的主要力量。有许多相关研究证明了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全球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关系。譬如，早在伯南克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时，美国著名货币理论学者、泰勒准则发明人泰勒（John Taylor）就撰写了一部精彩的小册子《南辕北辙：政府行为如何触发、延长和恶化了金融危机》。泰勒的结论很清楚:“美联储降低利息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效果就是美元的急剧贬值和油价的急剧上升。”（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