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

　　历经十余年改革，中国金融业正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时刻。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当月16日起，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0.5％扩至1％。此举距离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有18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缓步升值，终至临近均衡。

　　随着均衡点的接近，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的双向性日益明显，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渐趋缓解。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水到渠成，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主导权将由管控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相较于汇率自由化改革的突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亦呼之欲出。近年来，金融脱媒之势迅猛，债券市场蓬勃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已成为银行存款的重要替代品；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这一配比的变化，反映出利率管制空间的压缩，市场化力量的扩容。而近年来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亦被视为金融压抑下新一轮民间自发的货币价格闯关。

　　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利率双轨在完成其孕育市场化力量的过渡性使命后，终将走向并轨。这一切已在决策者的蓝图设计之中。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看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行改革的完成，强化了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及风险控制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已成为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基础；存款保险等配套机制临近出台；宏观经济层面，通胀压力渐弱。

　　由此，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两率”改革的推进，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迎来脱胎换骨的剧变，随之而来的资源配置变革必将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局性转变。

　　价格改革，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

　　——编者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建立金融体系。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虽然实现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但仍未有效缓解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一度高达2万亿元。

　　2003年，新一轮银行改革启动。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注资和股份制改造，成功上市。银行业体系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存量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如果没有这场银行改革，中国恐怕很难抵御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周小川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两个月前，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又将“2011年度最佳央行行长”的荣誉颁予他。历任央行行长，也只有他获得“人民币先生”的雅号。

　　不过，中国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对于已经在任近十年的周小川而言，对“两率”改革的推进有何思考？近期，《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周小川。

　　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您曾表示，人民币汇率正在走向均衡，这是否意味着进一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小川：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明显缓解，2011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回落至2.8％的水平，外汇市场供求趋于较为平衡的状况，人民币汇率更加趋近均衡水平，境外NDF市场的走势也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已经分化，当前的汇率更多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

　　当汇率接近均衡时，资本流动会是双向的，汇率波动也是双向的，推进汇率改革遇到的困难就会减小，当前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财经》：温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您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风险大不大？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是扩大每日0.5％的浮动区间，还是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中间价、盘中价及收盘价的作用？在扩大幅度的过程中，央行市场干预的频率和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

　　周小川：汇改以来，外汇市场发育逐渐趋于成熟，交易量持续增长，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主体控制风险的能力逐步提高，自主定价的意愿日渐增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大的波幅区间，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浮动区间太小，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易于触及边界，当汇率扩大浮动之后，企业和居民会更加重视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要素的作用，并采取措施积极管理汇率风险，夯实汇率形成的微观基础。此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浮动区间为0.5％，扩大浮动区间主要指扩大这一区间。

　　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逐步扩大的。1994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0.3％，到2007年扩大至0.5％，截至目前，这一浮动区间已经过了五年时间的适应期，而且随着汇改以来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市场成员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在不断提高，企业对浮动汇率的承受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需要的，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让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起更主导的作用。当然央行也有各种手段在必要时对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区间，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管控的。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目前是由外汇市场做市商参考银行间市场汇率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情况在早市开盘时报价形成的，如市场汇率弹性增强了，人民币汇率每日中间价、盘中价、收盘价的弹性自然也会随之增强。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汇率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资金价格。汇率改革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优化问题。汇率改革莫衷一是，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什么争论这么多？

　　周小川：汇率问题之所以争议比较多，主要有两个：第一，对就业的影响。如果汇率变得太快，企业适应不过来，就可能裁员、甚至关门，就业压力就会增大。如果汇率变化慢一点，就能够给企业一定的调整时间。

　　第二，汇率水平趋向均衡对资源配置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经济中的有些组别会受益，同时有些组别受损，因此对汇率改革的意见就会有差异。例如，沿海出口地区更关心出口产业的兴衰、当地的就业和招商引资等；内地则可能另有关切。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汇率最好是接近均衡点，如果汇率偏离均衡，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困难。但是这些损失和困难并不那么直观，通常人们也不一定都理解。

　　特别是，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在一些人看来，美国要求的肯定不是好事。这种思维至今仍存在，会影响人们对于问题的思考和判断。

　　《财经》：其实，在2003年－2004年讨论汇率改革问题时，人们是有不同主张的，有的主张“渐进”，认为一次性调整的风险太大；有的主张“跳升”，您怎么评价？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搞一次“跳升”？

　　周小川：2005年的汇改是“跳升与渐进相结合”，先跳升再渐进。只是对于跳升的认识不同，有人主张跳升5％，有的人主张3％，也有人认为绝对不能高于1％。最后决定跳升2％。

　　那次汇改并没有形成想象中的重大冲击，反而减轻了国际压力，朝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前进了一步。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渐进改革的战略，而且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应该坚持走下去。不必要一会儿渐进，一会儿“跳升”。中国是一个大国，相信“渐进”数年，会达到目标。

　　《财经》：在您看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出口企业会怎样进行调整，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周小川：汇率改革涉及到出口企业的改进时间。包括如何逐步调整产品、工艺和赢得一部分定价权，其实，中国企业的定价权已在逐步扩大。我们调查发现，中国企业的调整能力也是较强的。很多出口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都活下来了。由于汇率改革，真正大幅裁员、关闭破产的出口企业并不特别多。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好处。从中长期看，汇率的调整会给出明确信号，使未来的投资更偏重内需（特别是服务业）部分，适当减少对出口产能的投资，从而在中期有助于推进面向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

　　《财经》：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一些人主张，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金融政策改革，您认为这种倒逼机制存在吗？

　　周小川：“倒逼”之说往往来自事后的评论。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预想要倒逼汇率改革，这种设计也不太现实。

　　也不排除“倒逼”就像“撞击—反射”理论一样，假如某些方面想改革，但是改不动，于是先改革其他方面，对慢的方面就会产生压力，进而推动那个改不动的环节。这种可能性比较戏剧化、故事化，常规设计的时候不会这么做。

　　《财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发展离岸市场等于我们在补贴香港？

　　周小川：香港人均收入那么高，内地补贴它，不会是我们的本意。但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发展离岸市场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补贴”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就像在低汇率水平下的出口，事实上补贴了“富人”（发达国家），只不过是间接的补贴，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没理解到。那些因政策漏洞、扭曲而存在的隐性补贴，应防止其持续存在；如果是过渡性的，应尽可能过渡得快一些。

　　有条件继续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说了、做了不少年，现在究竟走到了哪一站？在您看来，新一轮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应该尽快推进？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2003年前，银行贷款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2004年贷款上浮范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7倍。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与此同时，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也放开了。同时我们主张，企业债发行利率也放开。虽然银行贷款利率下限没放开，但是质量比较好的大企业的债券是放开发行的，其价格已经完全不受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了。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您一直强调银行类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状况和进展怎么样？为什么2004年改革还必须保留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利率管制？

　　周小川：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前，我们曾详细研究过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感觉是各家银行改革进度不一。应该说，股改后的银行基本实现了硬约束，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银行当时还没有进行股改，缺乏财务硬约束，即竞争起来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另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完全不一样，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在全面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之前，往往是质量越差的银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或者是那些出问题的证券公司，为了救自己而拼命地高息发柜台债，最后赌一把，看能不能够挺过自己的危机。

　　事实上，本世纪初曾经进行过改革试点，当时允许农信社的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利率很快就都浮到顶了，但是随即转嫁给贷款利率，抬高了企业整体财务成本。存款竞争反映了当时农信社资本和成本约束尚未建立。

　　目前，农村信用社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资本合规的；三分之一还需要一两年才能达标；另外三分之一资本充足率尚没有达到4％，其中有一小半左右资本还是负值。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约束，竞争往往是胡来的，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差的三分之一农村信用社怎么办？给不给定价自主权？如发生不正当竞争则道德风险问题会比较突出，可能要给它们时间让其达标。

　　再有，银行改革是要消耗财力的，当时希望商业银行经过几年时间、在不太张声势的情况下消化掉一部分改革成本。当然，这并不都是银行自身的错，很多是旧体制和转轨过程所遗留的，当时测算改革成本大概有2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跟政策性业务有关。

　　《财经》：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商业银行具有自主定价能力，目前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如何？

　　周小川：并不是说，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就必须做到自主定价，这不仅包括贷款的自主定价，还包括负债方业务（如吸收存款）的自主定价。对此，银行并不一定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长期的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客户提出疑问也可以将责任推卸给中央银行，说价格不是它自己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将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这里面既有贷款竞争也有存款竞争，需要自己去对客户做好解释。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但是，一些金融企业并不愿意对住房抵押贷款行使自主定价。

　　经过银行改革，尽管改革成本逐步被消化，硬性约束也慢慢建立起来，但基层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农信社改革进度参差不齐。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又出现了新情况。

　　《财经》：哪些新情况呢？

　　周小川：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行数量宽松性政策，国外的利率那么低，导致“热钱”往利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流，包括中国。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不用太惧怕“热钱”，我们可以筑一个“蓄水池”，“热钱”来了就放在池子里，央行基本上对冲掉，不让它们去扩大货币供应量，减少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以后“热钱”要走就让它走，赚点小钱也可以，毕竟赚得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部门和专家对“热钱”流入非常忧虑，在大家对国内通货膨胀不满意的情况下，“热钱”就成为指责的对象。所以，“热钱”一定要管住。可是，境内外利差明白地摆在那里，“热钱”有逐利的动机，怎么办？在这种压力下，存款利率不要着急动。

　　因此，实际负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

　　《财经》：这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因素，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周小川：还是有一些因素要重点考虑的，例如，需要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否则如果银行的家数太少的话，即使银行能够自主定价，也可能“店大欺客”。如果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可以促使银行之间通过市场方式相互竞争，重视和尊重客户的选择，从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胀状况。在通胀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商业银行在自主定价过程中就有双向压力，表现在价格上就是有上有下的走势。反之，如果通胀比较高，人们会有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即使实现了自主定价，也容易出现价格单边走势，从而使得改革不得人心，易导致改革中途受阻，甚至夭折。

　　《财经》：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中国金融》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会议精神继续积极推进。那么，得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什么？放开利率管制到底是否可行？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写进了“十二五”规划，我们也做了金融“十二五”规划的分报告。我们说，有条件把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不过，真正推进的时候，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1996年以来，以放开同业拆借利率为起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价权不断扩大，市场机制在包括存贷款和债券等在内的金融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近年来，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进一步强化，利率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大幅度增强。同时，人民银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调控市场利率的能力逐步提高，可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参考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也得到培育。加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优胜劣汰退出机制也正在建立过程中，这将为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合理定价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可以说，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当然，改革条件不可能百分之百具备，历来人们对改革的利弊认识就不一样，另外对不同的银行组别和客户组别来说，改革带来的利弊也不一样，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见和态度。和以前比起来，如果现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会相对少一些，但是热钱会相对多一些。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改革的利与弊，只有利没有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

　　同时，改革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目前看来，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平息，外部环境还要再予以观察，国内也面临经济趋缓和通胀压力并存问题，所以需要有合适的时机，看能不能形成共识。

　　《财经》：如果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您认为改革的现实路径是什么？

　　周小川：一个可选择的方案是，允许符合财务硬约束条件和符合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要求的合格金融机构，扩大自主定价权；以建立健全对竞争秩序的自律管理作为过渡，让上述机构开始实行利率自主定价。同时，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近年来，人民银行在SHIBOR培育中就自律定价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应继续完善和加强。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会实现利率市场化。

　　数量型政策工具有自身逻辑

　　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

　　《财经》：在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迟滞的背后，是近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似嫌不足，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又偏向于数量型，而不是价格型工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小川：首先，中国的政策思维倾向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起源于过去的集中性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供给和需求都按数量予以计划并分解下达，不注重价值规律，自然也就不重视价格工具。所以这一倾向有其历史原因，而且是始终就有的。

　　其次，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一些西方国家，最初是美国，后来是欧元区也采取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有过剩的流动性和强劲的资本流动，相当一部分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一些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大，意见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采取数量紧缩政策来应对数量宽松。

　　再次，发达国家的规律是，如果通货膨胀上去，长期利率随之上升，导致投资意愿下降。而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储蓄率过高， 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33.8％，消费过低。如果提高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有多大？各级政府有大量行政性建设投资，虽然高利率水平会提高长期投资的成本，但是在政绩的驱动下，有时不管成本高低，都要进行投资建设。此外，提高利率对储蓄率和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恐怕要在选择政策工具时予以必要的考虑。

　　总之，中国和发达国家各自担心的问题有些不一样之处，所以中国处理问题的政策选择还要有自己的分析。

　　《财经》：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要靠事后“摊销”；加上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以及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债频发，这些都可能造成通胀压力，因此需要对冲。当前的对冲措施能否中和掉通胀压力？效果如何？难点在哪里？

　　周小川：改革成本摊销问题是中长期的，不会集中在近期有所反应。外汇储备的增量变化如不过大，也不会在近中期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影响。

　　总的看来，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如果对冲充分，就不会导致明显的通胀。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

　　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如果批评声音很大，可能会导致对冲不足，通胀就难以避免。存款准备金增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会增强，一些部门和地区都会有意见，所以，对冲也是得罪人的。

　　假如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些工具来对冲，影响就不那么直观，可是反对者一旦明白过来，还是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影响决策。另外，使用公开市场工具对短期市场利率会有较明显的影响。总之，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做法。

　　《财经》：“池子”的内容是不是还可以更丰富一些？作用如何？

　　周小川：要让货币供应量适度，很多办法都是可以想的。但是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我们的角度看，对冲方式的变化也很多，只是很少有人注意罢了。一旦挑明，倒容易挑起争论。“池子”是一种形象化的提法，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提出来的，为了吸纳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这种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都是可以探讨的。

　　改革需系统性配套

　　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当然，也并不是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

　　《财经》：不管是利率还是汇率，都是资产或要素的价格，而价格改革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十四大以后，改革更加强调系统性。怎么理解改革的这种系统性？

　　周小川：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中央、国务院也一直强调这一关系。价格改革对配套要求比较高，需要创造条件并推进形成配套行动来保证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回顾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价格改革和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定价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价格改革和间接税改革、理清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等环节相互联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四大文件中提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这里面强调了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也提出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问题。

　　从主要的配套关系看，1993年、1994年重点抓的是增值税改革和汇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价格扭曲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中包含流转税，而当时的产品税体系存在税率不平等和重复计征的问题，导致价格扭曲；二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水平不平行，存在双重汇率甚至多重汇率，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都比较困难，企业无法站在同一个价格起点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大量的摩擦，还有走私甚至是损害整体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财经》：那么，当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配套关系？这些改革的条件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吗？

　　周小川：利率和汇率改革本质上都是价格改革，意味着给金融领域的企业以自主定价权问题。一方面，银行要有自主定价权，有了定价权以后，客户也要有自主选择银行的权利和空间，这就要看是否有竞争性的环境，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个别微观主体定价可能存在偏离合理水平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金融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竞争机制将会逐步纠偏。但如果你对定价偏差没有思想准备，就很可能想走回头路。另外，利率、汇率都是综合性的价格，其他重要领域的价格是否也市场化了？这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会有相互影响甚至冲击，当然，搞得好也会相互促进。

　　可见，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要考虑税收制度的问题，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要考虑是否形成了、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微观主体的响应如何，包括金融机构定价行为和能力如何，消费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能力如何，等等。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而是说，改革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有些领域到位了，就能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跟上来，相互促进、推动。但一开始时，你会看到摩擦、不配套、不协调，甚至是消极效果，这就要贵在坚持。就如前面举过的例子，在汶川地震后给了商业银行房贷利率更大的浮动区间，但一些商业银行不愿自主定价，不愿面对客户的询问，顾客如抱怨价格或贷款条件，商业银行柜台可推脱说是中央银行定的，从而对此不承担责任，这样既简单、省事，又不得罪客户。

　　此外，深究起来，这还涉及到商业银行的定价模型、数据基础等能力的逐步建设。

　　再有，作为价格改革的利率、汇率改革，还需要有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相配套。

　　《财经》：利率汇率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条件？

　　周小川：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往往是比较难的，因为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容易导致人们的不满，对决策者形成压力。在通胀控制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就比较容易出台。这就涉及到宏观调控。

　　《财经》：对于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有一些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主张如何处理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周小川：一种说法是，在宏观调控比较好，把通货膨胀管住的情况下，才容易推进价格类的改革。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各项价格管制措施往往马上就出来了，就不容易改革。我同意这种看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通货膨胀无大害”，认为通货膨胀没关系，可以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进行改革。我认为不太现实。

　　改革益处在于资源配置优化

　　在进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时，不要光着眼于一些表面问题。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这是大家受益的基础，而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

　　《财经》：回顾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涉及到改革如何能带来好处的问题。目前人们寄希望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能缓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您怎么看？

　　周小川：应该说，总体而言，我们推进改革追求的是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人把改革的动机看成解决某个问题的途径，而不是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待，例如，您提到的“贷款难、贷款贵”而银行利润比较高等问题，一些人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剂药方。

　　改革早期，人们往往把商品价格的扭曲归结为流通领域中的“长途贩运、投机倒把”，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流通领域固然有问题，但作为中间环节主要还是起传递作用，实际上流通环节只是把生产领域的问题传递到了零售市场。金融也是类似，金融更多的是发挥媒介作用，把多余的资金传递到需要资金的用户，通常也把价格传递或转嫁出去。

　　要看到，“贷款难、贷款贵”在特定阶段与通胀水平较高、控制总需求压力较大这一宏观状况有关，靠微观定价机制不一定都能解决。如果缺乏必要的宏观条件，利率放开了，可能会出现贷款更贵的情况。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好处还在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些人希望宽松的宏观政策有利于缓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但可能是恰恰相反，抑制通胀的宏观政策才会是真正有帮助的。

　　《财经》：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要着眼于资源配置优化，而不是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出现的具体问题。为此，还是要理清思路、创造条件、下定决心，是这样吗？

　　周小川：的确如此。首先是在进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时，不要光着眼于一些表面问题。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这是大家受益的基础，而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

　　过去我们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低效率问题，都间接或直接地与价格体系的扭曲有关系，但改革可能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也有人担心价格改革容易推高通货膨胀，因此往往不易下决心，甚至试图回避这一类有难度的改革。如果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就有助于我们下决心推进改革。

　　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需要有一个大致合理的顺序安排。同时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需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即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这种优化将带来效益、带来好处，不断把蛋糕做大，是有其内在理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