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2012年第3期封面

　　改革初衷 改革力量 改革方向

　　——纪念中央“一号文件”三十周年

　　＋策划、整理／本刊编辑部

　　万绍芬 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王郁昭 曾任安徽省省长，被称为“农村改革的先行官”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 镕 曾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江苏省省委农工部部长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2 年初，民商传媒组织召开“历史与现实——纪念‘一号文件’三十周年座谈会”。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原江苏省省委农工部部长吴，原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陈大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杨冠三，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研究员黄文夫等当年参加农村改革的先驱、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参与者以及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突破的。纪念中央“一号文件”三十周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2月23日，也就是在新一年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的“一号文件”出台后的第23 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评论，其中写道：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这曾是当年改革者们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力促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历史写照，也是当今深化改革需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本刊特别选登了座谈会部分发言（按照发言顺序排列），重新回忆和梳理那段波折与勇气共存的历史，无疑是为了温故改革初衷，凝聚改革力量，坚定改革方向。

　　王郁昭:农民问题永远是根本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 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共产党成立后的28 年间，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最后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整个过程是靠农村包围城市，进行的是农民战争。

　　第二件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靠农民的积累，是靠“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了资金，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工业体系。

　　第三件事是改革开放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源自农民的创造。没有农村的突破，就没有改革开放。后来，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说明农民问题永远是我们的根本问题。

　　“一号文件”来之不易。它是农村改革成果及经验的综合，也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激烈斗争，最后才有了突破，才形成了“一号文件”，形成了连续五年五个“一号文件”。

　　文革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我们受“左”的影响和前苏联的影响，搞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吃大锅饭，农民再也不愿意忍受这种生活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多年积累的问题到了爆发的时候。用列宁的话说，革命形势的到来有几个标志：第一个就是人民群众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过下去了；第二个就是上层建筑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统治方法统治下去了。而“真理标准大讨论”解除了思想禁锢，人们开始敢讲话了。这一条非常重要。

　　这时候农村就出现了“包产到户”。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当了农民。我亲历了社教、四清、下放，对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生活很清楚。平反以后，我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开始主抓农村生产、按劳分配，就是想让老百姓多分一点，生活好一点。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央派万里同志到安徽。万里对老百姓非常体贴，他讲以民为本。我的调查报告一到他手里，他马上批准在全省做试验，后来安徽省委又制定了《六条》。这个《六条》现在看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六条》出来后，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安徽的经验就推开了。“包产到户”、“大包干”陆续都出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也经过曲折的斗争。1979 年3 月15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张浩”的来信，说“包产到户”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对此，万里笑了笑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他可以写，你为什么不能写呢？

　　报纸是公共汽车，你可以买票上车，我也可以买票上车。但是老百姓没饭吃，我找谁呢？要找县委书记。你们地委做得对。这场风波就过去了。

　　第二个回合是中央开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研究会议”，提出“包产到户”不是姓“社”，是姓“资”，对安徽进行批判。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坚决顶住。回到安徽后，万里说这是部门会议，可以不传达。

　　第三个回合是万里调到北京以后。安徽先后开了四次会议，要扭转方向。我不敢不传达，但只传达到县一级。后来，邓小平有一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中央要求各省都做调查，到1980 年9 月份要给“包产到户”一个说法。

　　8 月份安徽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但是经过蚌埠会议、芜湖会议、巢湖会议，全省都不敢再讲“包产到户”了，只有一个六安地委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包产到户”能够增产，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干呢？为什么要和老百姓对着干呢？

　　最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顾卓新同志让我也讲一讲。我就说，从理论上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贯彻起来非常难。

　　我们总是在改善生产关系，而不管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是最主要的要素，劳动者的积极性高就是适合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就是不适合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作为上级领导，如果不同意我搞“包干到户”就下个文件，明确提出来。我是共产党员，我服从命令可以改。我已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

　　我说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最后顾卓新同志出来说：分歧这么大，怎么总结呢？我建议把邓小平同志的那个谈话念一念代替总结吧。会议一散，舆论就出来了，有人说王郁昭舌战群儒，有人说六安地委书记苦口婆心。而从3 月底到9 月，安徽省委没发一个文，没作一个指示。我该怎么干还照干不误，并趁机完善提高，搞得更好了。

　　9 月份的中央会议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有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杜润生在起草“75 号文件”的时候，就提出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给“包产到户”留了空间，上了个“地方户口”。这个文件下来后，全国的争论平息了很多，但并没有完全停止。胡耀邦就建议再搞一个文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组织杜润生他们起草文件，并通知我来。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起草文件的工作，在杜老的领导下，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也有争论。会上有人提出说“包产到户多了，提大寨少了”。我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提出要给“包产到户”、“大包干”报个“全国户口”。我不反对合作社，但是合作社必须是自愿的。

　　农村改革突破以后，才进入到改革的新时期。

　　1983 年、1984 年，全国统一搞了“大包干”后，经济改革才全面开始。

　　改革三十多年来，“一号文件”的意义在哪里呢？第一，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并推动了全面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个代表”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形成的。“一号文件”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

　　五个“一号文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放弃人民公社的体制，建立乡镇，这是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已经写到宪法上，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中国社科院有一个蓝皮书提到，65% 的群体性事件都涉及土地问题，无地农民的就业和身份是个大问题。我曾写过一篇《警惕乡村权势阶层和农村恶势力的抬头》的文章，在农村“大款”和恶势力才能掌权，控制农民。土地问题是关键，“乌坎事件”就是例子。

　　我建议，不仅村民要自治，乡村政权也要自治，逐步做到县一级也要全民选举，这样才能遏制腐败，遏制权势阶层控制农民。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基层民主，要尊重民意。我们不是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得”吗？那么只有以人为本，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能得民心。

　　吴镕：“一号文件” 开中国改革开放之先河

　　1982 年“一号文件”有开创中国改革之功，五个“一号文件”具有历史性意义。

　　一是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农村全面改革的新局面。

　　二是促进工业大变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主要以1984 年的“四号文件”为标志。当时高层有争议，批评江苏三十万供销员满天飞，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

　　三是促成放开农产品价格。当年华国锋非常重视农业，1979 年我曾向中央建议：农产品价格、粮食应该提高20%-25%，华国锋同志在“37 号文件”中把粮食价格提高了22%，又放开了“两水”：

　　水果、水产。水果过去是国营商店垄断经营、凭票购买。价格放开后，逐渐形成了“放—涨—上—降—平”的格局。即放开价格就涨，价格一涨生产量就随之上升，产量上去价格就降下来，之后又形成量价平衡。

　　四是农民进城，以浙江温州龙岗为发端。费孝通有一个《小城镇大问题》，胡耀邦同志做了长篇批示。当时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存在费老讲的三等人：一等是城里人；二等是小城镇上的人；第三等就是农村人。与小城镇相关，1984 年，有领导人组织起草了一个“划小乡”的文件，准备以大队来建乡，以公社来建区。崔乃夫带着文件到江苏，征求意见。我对此回答说，现在是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杜润生找到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耀邦同志很欣赏你们江苏的论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力量搞小城镇建设。就这样，避免了一次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建设。

　　从以上看，五个“一号文件”不仅关系到农业，而且关系到工业、商业，包括物价，还有农民进城的全方位改革。农村改革启发了城市改革。

　　今天纪念“一号文件”，我们还要肯定那时候有很好的作风。

　　一个是真调查。组成专门的调查组、课题组, 走进农民家里，当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里人才济济，王岐山、陈锡文等很多同志都参与过调研。

　　一个是搞试验。不仅搞试验区, 还建立了很多专门的信息点。

　　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争论。比如,1984 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问，向耀邦同志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里面，“家庭”这两个字太刺眼了，能不能去掉？那时候，苏联也不高兴这两个字。杜润生回来传达，吴象第一个跳起来说，这个不行，联产承包家庭是根本，家庭不能变。当时争论很激烈，最后“家庭”

　　两个字还是保持了下来。

　　不能不说那时候有一个好的团队，一个以杜润生为代表的团队。杜老曾讲过一句很自豪的话：咱们这个团队，到现在为止，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杜老还说过,我现在有两个心愿，可能完成不了了。第一，要转移几亿劳动力到城市，要城乡逐步交融；第二，中国应成立农会，这两条我已经做不到了，或者看不到了，要靠你们来做。

　　万绍芬：不让农民富起来，我们怎么能心安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一号文件”不仅太好，而且太重要了。它真正为广大农民谋福利，为农村建设指明了道路，也为后来一系列改革打开了一个思路之门，理论之门，工作之门。

　　“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突破点。它极大地解放农业生产力，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感觉到，原来管得过死，什么都不准买卖，有责任制以后，可以做买卖了。农民为之高兴。

　　而且，第二个“一号文件”说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群众正在前进。“一号文件”打下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便利，之后有一系列“一号文件”出台。我记得有“农林牧副渔，山林水田矿”全面发展这样的内容。就是说，你适合养什么、种什么、干什么，你就想办法去干，农民有了比较大的自主权。

　　我记得当时胡耀邦同志曾亲到赣南，指示说赣南很适合种柑橘，并写了一封信鼓励农民大胆发展。后来，当地有顺口溜说：“家里有三棵橘子树，不愁油盐酱醋；家里有十棵橘子树，日子向前迈大步；家有百棵橘子树，保证成万元户。”赣南柑橘现在成了名产，人民忘不了耀邦同志。

　　人们不光搞种植业，还搞养殖业。比如养鸭，板鸭出口，鸭脚、鸭翅膀还卖到香港。以前是废物的鸭绒用来做羽绒服。各种各样的商业生产就飞快发展起来了。

　　在“一号文件”以前，“江西老表”还不知道卖东西。

　　广东商人用手电筒、鞋子把当地农民的粮食、烟叶或其他农产品换走，江西人不明白是交换，还说广东商人好，人家照顾我们夜里走路，给了手电筒，连走路的鞋子都想到了。有这样的想法不奇怪，因为太封闭了。“一号文件”出来后，很多地方建起了集贸市场，道路通了，农民也懂得交易了。

　　从我亲身的体会，就知道“一号文件”有多重要。

　　现在大家都讲“三农问题”，提出要重视农民，重视农村，重视农业，实际上这个问题真正深入人心，是从“一号文件”开始的。三农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关键的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不重视农民怎么能行？

　　中国的农民最老实、最憨厚、最能奉献。我们江西老区有一个老人，七个孩子，五个牺牲了。剩下两个，一个上前线牺牲了，最后一个又去了。战争年代要粮给粮，要人给人。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忘记他们，能对得起他们吗？不让农民富起来，我们又怎么能心安呢！

　　我有一次到井冈山，一个农民老赤卫队员躲到山里去。问他为什么躲起来，他说解放这么久了，我们也没让乡村致富，对不起领导，看到领导心里会难过。

　　习仲勋去看他，他也躲避起来了。习仲勋很感动。我心里也很感动，哪里是他们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但联系到目前的现实，并不乐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我经常下乡，地方政府从农民手里廉价拿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得利。

　　地方政府不事生产，没有财源，土地就成了生钱的手段。招商引资的土地，转手就倒卖，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农民对这个很不满意。

　　再一个就是污染问题。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被工厂污染的不成样子。我很痛心。2011 年的“一号文件”提出重视水利，我很拥护。现在很多大江干枯，江变成河，河变成溪，溪变成小塘。鄱阳湖也在缩小，这些都是水利问题，还要更重视。

　　胡德平：“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

　　——学习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的心得

　　1982 年，中共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我国广大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所选择的生产关系。中央并把它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制”。

　　我想先说说学习杜润生同志的新书——《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的心得，来纪念我国上世纪80 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发表。

　　诚如杜老所言：“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我认为说得极好，“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农村改革中，中央的决策和农民的实践合力形成一个突破，功劳是很大的。当然这其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杜老说，万里和一位同志争执究竟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群众时，万里说我要群众。

　　有此出发点，才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尊重群众的意愿选择，而且作为科学的执政党还要对群众实践进行总结、概括、提高，不断指引并检验实践的发展方向，解决实际问题。迷痴于概念或名词，不但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开了先河。作为执政党当时又是如何在思想上、上层建筑领域中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杜润生同志认为：“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P122）杜老对分权还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述，他认为分权给了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配备生产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到的生产效果。“可见自主、自由也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同上P125）而且这种发展可以跟合作制对接。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1984 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但这样一个简单又可以实际操作的问题，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我党30 年来都未敢正视，未能正视，“一号文件”却一朝突破。

　　两权可以分离，经营形式和所有制也不是对立关系，应该放开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万里同志思想最解放。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但大大增加了我国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而且顶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 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承认了企业的雇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有企业。

　　因为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开始发挥作用，并提供了国家计划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丰富商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化输送了上亿农民工，并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同地不同价的“级差地租”。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实践的第一推动力，来源于农村、农业、农民，实不为过。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很早就有论述的，以此观点认识农民的包产到户，并引导农民改革生产关系。这说明党中央并未脱离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实际的了解。这项改革既大大适应了农民的合理要求，也给各级干部以至党中央的领导人以极大勇气和信心。

　　然后农村改革才扩展到城市和工商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对我国改革事业来讲，只有一半对，另一半未必对，因为我党毕竟有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生产关系中要讲所有制，讲分配原则，讲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五个“一号文件”对此三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和具体措施。我们常说的制度经济学，指的是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才是更为宏观的制度经济学。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都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具体化，它带有东方大国的特色，和前苏联的农庄集体化大相径庭。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有了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是在集权的计划经济中运行，还是在市场中运行？若要在市场中运行，那就要解决农村中粮食、棉花和油料的统购统销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派购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就充满了商品生产和市场运行的色彩。1984 年的“一号文件”，正如杜老所言“要解决的就是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同上P140）据杜老统计，我国二十多年来，除粮棉油实行统购之外，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水产实行派送和专营制度。从而造成公营商业的高度垄断，农村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被停滞封闭起来，城乡户籍制度被固化。这份文件解决了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取消了一百多种对农民摊派的派购任务。1985 年的“一号文件”即对农村的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取消了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大胆调整了产业结构，同时还对农村交通、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均做出了市场取向的决定。

　　1984 年、1985 年的两个“一号文件”对市场发育、对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从逻辑上来看，改革确实困难，文革前的很多思路被激活，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商品市场，都有了很清晰的发展思路。五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精神和杜老新书里的一些东西，真的是了不起。

　　农村改革以后，生产迅猛发展。1984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9000 亿斤，达到历史的顶峰，突然产生了卖粮难，谷贱伤农的问题，这时政府不是迎难而上，确切说不是迎着希望而上，而是维持了旧有的分配格局，取消了原先定的超购粮加价50% 的规定。致使1985 年农业生产下降。这一年据杜老说：“我随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结构不可能实现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同上P142）因此制定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就是“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从我国的“七五“计划开始，要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乡镇企业所得税一部分用于支农，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而且把农业、食品产业的发展提到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高度。

　　五个“一号文件”陆续出台之后，是否就是医治农村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呢？也不是，正如杜老所言，还有很多问题。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公有，那么集体的主体是谁呢？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还是大队，或指整个公社？人民公社被乡镇政权取代以后，是自然村、行政村、抑或乡镇政府？还有现在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单位，那么行政村的自治制度如何管理分配自然村的土地？再有不少专家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土地的划分应从优先效率、兼顾公平的角度出发，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按人头平分土地承包，并未向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倾斜。现在土地如何规模经营，如何像“一号文件”所说那样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仍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现实问题。

　　继1986 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据杜老书中所言，当时中央马上又给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明确要求，要对今后十年增强农业后劲提出建议。当时国务院农村研究发展中心、水利电力部、林业部、农牧渔业部等几个部门就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杜老也开了个单子，第一个是调整价格政策，保证生产者有利可图，设农产品干预、储备金。

　　但若干年后，农民种地不挣钱了，甚至赔本了，土地大量抛荒。这和当时的设想差别太大了。

　　第二个是加快推广农业技术。主要涉及新品种，新的栽培技术：地膜、施肥、节水灌溉、动植物防疫、饲料配方、林木速生、水产品保鲜、加工、储运等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并要建立技术推广基金，早抓生物工程。1986 年能够提出生物工程，确实是超前的。据我所知，中实公司下属的绿天使公司在搞一种物理技术，把秸秆和各种石头磨成粉，搅拌起来改良土壤。种出的棉花能够长7 年。茄子切开后，半小时不氧化。但要像撒化肥那样，整个把土地换一遍，成本太大了，但三五年整个土壤结构就会完全变化。他们说，美国的强大，不光在于强大的工业，最强大、最深厚的一点就是土地，就是农业。做什么产业都没像做农业那么来做，它可以控制世界！

　　第三是整治山地一亿亩。朱镕基同志敢说敢干，有人格魅力，且敢于面对问题。他最近出了四本书，对农村处理四荒地，即荒山、荒坡、荒沟、滩涂必须要管，土地是农村的，也是国家的。

　　他原来怎么说的，现在的书就怎么出，难得！他说，我反对什么荒山、荒坡拍卖。我看了几个“一号文件”，都说可以承包四荒地。只不过是长期承包，不是15 年，不是30 年，是更长时期。即便是有人说拍卖，也不能拍卖，只能长期承包，这正是“一号文件”的精神。“集体的地也是国家的地”，这句话引起人们的质疑，也引出很多现实问题。关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我国宪法有明确规定。

　　第四个是鼓励扩大耕地经营规模。

　　第五个是调整产业结构，从种植业转出劳动力1 亿。

　　第六个是五年内增派二十万科技人员到农村。

　　第七个是加强农用工业建设，十年内再建十个化肥厂，十年内建成八百个电气化县。我认为绿化老搞不起来，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没燃料，不给他电，不给他煤，群众可不是要砍树毁林吗？

　　我记得耀邦同志总说要种草种树，你得让老百姓有燃料，才可以有效制止毁林毁草的行为。

　　第八个是五年内解决四千万最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那个时候一个是要致富，另一个要脱贫。“老少边穷”的概念在1985 年、1986 年，就已经提出来了。1986 年，我国三农经济的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候，但其真正立稳脚跟，要获得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终胜利，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每年的农业“一号文件”，恐怕还要继续若干年。

　　最后，我想谈谈学习“一号文件”的现实意义。我记得耀邦同志曾有过这样一种设想，用农业的发展，三农彻底改变面貌的实际，大力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翻两番，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否可以做到呢？看看我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现实就可得到回答。

　　除国家按合同定购的粮棉油之外，剩余的农副产品都是市场上丰富的商品，这是我国居民的基本内需，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第一物质保障。

　　我国的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二亿五千万农民工。

　　我国的农村为城镇化提供了同地但不同权、不同价的数万平方公里的级差地租。政府仅此项收入，据吴敬琏的统计，最少是6 万亿之巨。

　　我国城镇化的兴起是必然的，但随着1994 年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和地方财政增收，罔顾国家宪法，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法规、条例纷纷出现，危害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征地活动愈演愈烈，为此而激发的群众维权、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已不胜枚举。据统计，近几年群众上访有65% 的案件都和农村土地有关。这是当年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制、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党内同志和拥护中央决定的广大农民群众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没想到现在发生了这些不协调的对立。2011 年9 月份引爆的“乌坎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幸好该事件的处理后来出现了转机，广东省委处理此事的经过2011 年12 月22 日的《人民日报》有公开报道。

　　广东省转变理念态度应该支持，但这个问题还只是平息下来，愿意谈判，愿意对话，政府也已经承认利益是可以博弈的，一些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这些前提都应该有，但真正涉及到利益问题，是不是能够很快解决，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我觉得根源不在农民，而是一些政府忘记了宪法、违背了宪法，没有依法保护农民的集体土地，没有坚持上世纪农村改革的初衷。再不重视农民的土地被贱卖、滥卖的事实，那么我们的改革是否就会改变性质？

　　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当然变化很大，而现在我们很多干部，仍在一味强调农民的土地是国家的。一个博导说，农民耕种的土地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共产党的。这和我们上世纪80 年代的想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共产党的成功本来是得之于土地，也会失之于土地；胜之、败之都由土地。这是我学习五个“一号文件”最突出的心得。

　　周其仁：“一号文件”：从社会底层见证影响和作用的文件

　　我能参加“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是机缘巧合。我当时是在校大学生。

　　我们国家发文很多，中央文件一年有一百个，六十年就有六千个。那么为什么这五个“一号文件”

　　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还值得开会纪念和讨论呢？

　　“一号文件”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它不仅仅是上层建筑里的文件，也不仅仅是逐级传达、贯彻、讲解、学习的文件，它是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可以从底层见证影响和作用的文件。而我们的很多文件只是在党政机关里“自我循环”。

　　二是它到了底层，增加了普通农民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财产权利，也包括政治权利。我们有很多文件，特别在文革时候影响也极大，但很可惜，所产生的影响是减少农民的权利。以为可以通过减少农民的权利来加快国家的发展，最后证明整个方向存在问题。而“一号文件”代表中央在上层建筑中的部分产品，它又可以影响底层，影响普通人，同时增加普通人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从而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动的创造性。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当时的“一号文件”是怎么增加普通人权利的。

　　第一个就是“一号文件”针对当时社会关切的问题，不回避。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产生了问题要不要面对？ “一号文件”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它对党过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 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存在的很多尖锐问题，没有回避。这种执政态度是“一号文件”生命力的最关键的一点。

　　第二个就是它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有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来自于实践当中。为了吃饱饭、发展经济，农村会想很多办法，做很多努力，只不过这个努力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合法。这时候国家机器、执政党的作用就应该体现出来，他们手里有政治合法性，能给解决问题提供合法权威。首先就是让这种“饿出来的办法”合法化，给予承认和保护，让成功的经验变成国家的政策。其次给它权威性，建立普遍的预期。在政策多变的环境里，建立一个长期的预期，表明这套做得通的、发展生产力的、改善生活的方法，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随便改动。

　　什么叫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主要是做出来的，但国家的政策法律、意识形态要允许下面人放开手去做事情，放开手去创造财富。中国没有多少先天的自然资源，就是人多。这么多人的力量，就要想办法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这个理念“一号文件”里有。

　　实践证明，把土地的利用权交给农民，每个农民都有权来好好利用手中的土地，责任边界清楚，剩下的才是各种各样的帮助、改善。

　　所以说“一号文件”不是直接解决经济问题，它是从财产权利角度来解决问题。第一是农民种地的权利，第二是农民从事农产品买卖的权利，第三是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权利，第四是农民可以选择所有经济活动的形式。这四个权利，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

　　关于“一号文件”可讲的很多，但基本上是放权。针对复杂问题，从现实出发，一步一步把它做到底。

　　当然, 从历史进程看，我们有没有局限性？

　　我看还是有的。 “一号文件”它还是文件不是法律，这样就埋下了很多的隐患，有反复、有停滞。

　　当年土改，共产党土地革命时靠的是法律，有共同纲领，有宪法，有土地法，但是一搞高级社之后，就没有了。人民公社有一部法律吗，没有。就是发文件，全国就去做。这样使我们在纠正人民公社错误的时候也是用文件。可文件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到1987 年因为政治原因，“一号文件”

　　变成了“五号文件”，1988 年以后，连五号文件都没了。整个农村包括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就出现了反复。2002 年才通过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土地是承包了，但土地还有别的用途，盖工厂、盖房子、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等很多问题当时都没有解决。不仅如此，它还保留了一个征地政策。当年搞统购统销，牺牲农民利益支撑国家工业化，这些年，征地制度又再一次让农民作重大利益让步以支持城市化，这对农民的公平性是极大的损害。

　　光有文件是不行的，长治久安要靠法律。要根本改变整个土地、水、森林等最基本的生产资源的分配，有一套公平合理的框架来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要保障这些基础权利是公平的，世世代代归其所有。

　　现在出现了许多群体性社会事件，包括“乌坎事件”都是回避这些问题造成的结果。一块地拿来，以这块地几十倍的收益算是赔偿，赔偿到村干部，村干部有多少钱可以赔到农民口袋里，完全取决于村中的政策。但是地一拿到他就可以拍卖，中间的差价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化的一个经济动力，是地方财政的经济动力，也是银行金融的经济动力。整体处于失衡状态，存在大量问题。和平时期，每年经济增长这么高，为什么还有这些冲突，就是没有到制度层面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因此，通过回顾当年五个“一号文件”的精神，应该借鉴经验，面对现实，解决根本问题，不要内循环，国家上层建筑内循环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尖锐的问题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去解决，就会累积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一号文件”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现在的决策者，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能够从历史经验当中吸取教训。

　　张曙光：汲取“一号文件”的经验，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一号文件”的出台，确实是危机逼出来的。原来的日子但凡能过下去，也不会寻找另外的办法。饭碗里有饭吃，不会想找另外的饭碗，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今天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面临危机的，虽然危机的状况和当年没饭吃不一样。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 很多社会冲突和矛盾非常尖锐，我认为现在也是一个危机的时期。而这个和当年不一样的危机，能不能促进改革，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决策者确实感到问题所在，主动改革；还有一种是打断正常的改革进程。但“一号文件”提供了借鉴，它的出台就是应对危机的结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当年的“一号文件”是从农业改革来突破的，现在也从这个地方开始，即从土地开始。土地不光是农业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

　　土地上不仅可以长出粮食、蔬菜，也可以长出房子、城市。

　　现在的高速城市化过程是靠牺牲农民、农业的利益来推进的。农业和土地是相互联系的，既然如此，就要在农业、土地问题上想办法来突破。

　　“一号文件”增加了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但现在的很多做法却和“一号文件”的精神相悖。单从土地这方面来看，限制就很多。不光是集体土地不能盖房，甚至盖了房子不能抵押不能出租。很明显，这就是限制农民的自由，剥夺农民的权利。

　　现在这种办法可以说是一种非正义的办法。它是一种特权，或者叫一种歧视。特权和歧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有土地上可以这么做那么做，却限制农民的土地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特权和歧视密切相关。

　　同样是土地，但农地和建设用地的权利也是不相等的。农地现在可以流转，这已经是没问题的事情了，但是实际建设又是另一回事。改革开放以后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产权区分，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到了现在土地流转又是一次细分，承包权和经营权再分开，这是第二次产权区分。而这个产权区分的结果，就使得权利配置到了最有利的人手里，这个权利的一部分可以交易。农地、承包权、承包地是我的，我流转以后你可以去经营。那么，自己的地自己盖房子租出去同样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要去限制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从“一号文件”那里汲取经验，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把权利给农民，把自由给农民，把选择的机会给农民，这样才可能解决问题。

　　现在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政府的权威太大，公民社会难以发展起来。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的政府，无限政府和弱小社会配合起来，就成了现在的状况。政府可以到处侵权，征地说多少就是多少。公民社会这么弱小，没有办法形成对政府的约束。

　　政府也好，资本也好，都具备很强大的权利，而且政府和资本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个人与之怎么能形成制衡和约束？不可能。那就得让社会组织起来。因此，要真正解决现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壮大社会入手，壮大社会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宪法》第35条，还人们以自由。

　　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出事，大家就将矛头对准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这个方面破题，而且是真心实意地破题。中国到了一个坎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破题，恐怕走不出这个怪圈。

　　我们应该从“一号文件”引申出经验教训，来观察我们现在的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