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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初衷 改革力量 改革方向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8日 11:4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民商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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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商2012年第3期封面

  改革初衷 改革力量 改革方向

  ——纪念中央“一号文件”三十周年

  +策划、整理/本刊编辑部

  万绍芬 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王郁昭 曾任安徽省省长,被称为“农村改革的先行官”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 镕 曾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江苏省省委农工部部长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2 年初,民商传媒组织召开“历史与现实——纪念‘一号文件’三十周年座谈会”。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原江苏省省委农工部部长吴,原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陈大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杨冠三,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研究员黄文夫等当年参加农村改革的先驱、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参与者以及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突破的。纪念中央“一号文件”三十周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2月23日,也就是在新一年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的“一号文件”出台后的第23 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评论,其中写道: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这曾是当年改革者们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力促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历史写照,也是当今深化改革需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本刊特别选登了座谈会部分发言(按照发言顺序排列),重新回忆和梳理那段波折与勇气共存的历史,无疑是为了温故改革初衷,凝聚改革力量,坚定改革方向。

  王郁昭:农民问题永远是根本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 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共产党成立后的28 年间,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最后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整个过程是靠农村包围城市,进行的是农民战争。

  第二件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靠农民的积累,是靠“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了资金,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工业体系。

  第三件事是改革开放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源自农民的创造。没有农村的突破,就没有改革开放。后来,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说明农民问题永远是我们的根本问题。

  “一号文件”来之不易。它是农村改革成果及经验的综合,也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激烈斗争,最后才有了突破,才形成了“一号文件”,形成了连续五年五个“一号文件”。

  文革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我们受“左”的影响和前苏联的影响,搞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吃大锅饭,农民再也不愿意忍受这种生活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多年积累的问题到了爆发的时候。用列宁的话说,革命形势的到来有几个标志:第一个就是人民群众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过下去了;第二个就是上层建筑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统治方法统治下去了。而“真理标准大讨论”解除了思想禁锢,人们开始敢讲话了。这一条非常重要。

  这时候农村就出现了“包产到户”。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当了农民。我亲历了社教、四清、下放,对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生活很清楚。平反以后,我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开始主抓农村生产、按劳分配,就是想让老百姓多分一点,生活好一点。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央派万里同志到安徽。万里对老百姓非常体贴,他讲以民为本。我的调查报告一到他手里,他马上批准在全省做试验,后来安徽省委又制定了《六条》。这个《六条》现在看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六条》出来后,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安徽的经验就推开了。“包产到户”、“大包干”陆续都出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也经过曲折的斗争。1979 年3 月15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张浩”的来信,说“包产到户”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对此,万里笑了笑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他可以写,你为什么不能写呢?

  报纸是公共汽车,你可以买票上车,我也可以买票上车。但是老百姓没饭吃,我找谁呢?要找县委书记。你们地委做得对。这场风波就过去了。

  第二个回合是中央开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研究会议”,提出“包产到户”不是姓“社”,是姓“资”,对安徽进行批判。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坚决顶住。回到安徽后,万里说这是部门会议,可以不传达。

  第三个回合是万里调到北京以后。安徽先后开了四次会议,要扭转方向。我不敢不传达,但只传达到县一级。后来,邓小平有一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中央要求各省都做调查,到1980 年9 月份要给“包产到户”一个说法。

  8 月份安徽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但是经过蚌埠会议、芜湖会议、巢湖会议,全省都不敢再讲“包产到户”了,只有一个六安地委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包产到户”能够增产,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干呢?为什么要和老百姓对着干呢?

  最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顾卓新同志让我也讲一讲。我就说,从理论上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贯彻起来非常难。

  我们总是在改善生产关系,而不管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是最主要的要素,劳动者的积极性高就是适合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就是不适合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作为上级领导,如果不同意我搞“包干到户”就下个文件,明确提出来。我是共产党员,我服从命令可以改。我已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

  我说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最后顾卓新同志出来说:分歧这么大,怎么总结呢?我建议把邓小平同志的那个谈话念一念代替总结吧。会议一散,舆论就出来了,有人说王郁昭舌战群儒,有人说六安地委书记苦口婆心。而从3 月底到9 月,安徽省委没发一个文,没作一个指示。我该怎么干还照干不误,并趁机完善提高,搞得更好了。

  9 月份的中央会议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有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杜润生在起草“75 号文件”的时候,就提出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给“包产到户”留了空间,上了个“地方户口”。这个文件下来后,全国的争论平息了很多,但并没有完全停止。胡耀邦就建议再搞一个文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组织杜润生他们起草文件,并通知我来。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起草文件的工作,在杜老的领导下,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也有争论。会上有人提出说“包产到户多了,提大寨少了”。我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提出要给“包产到户”、“大包干”报个“全国户口”。我不反对合作社,但是合作社必须是自愿的。

  农村改革突破以后,才进入到改革的新时期。

  1983 年、1984 年,全国统一搞了“大包干”后,经济改革才全面开始。

  改革三十多年来,“一号文件”的意义在哪里呢?第一,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并推动了全面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个代表”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形成的。“一号文件”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

  五个“一号文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放弃人民公社的体制,建立乡镇,这是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已经写到宪法上,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中国社科院有一个蓝皮书提到,65% 的群体性事件都涉及土地问题,无地农民的就业和身份是个大问题。我曾写过一篇《警惕乡村权势阶层和农村恶势力的抬头》的文章,在农村“大款”和恶势力才能掌权,控制农民。土地问题是关键,“乌坎事件”就是例子。

  我建议,不仅村民要自治,乡村政权也要自治,逐步做到县一级也要全民选举,这样才能遏制腐败,遏制权势阶层控制农民。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基层民主,要尊重民意。我们不是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得”吗?那么只有以人为本,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能得民心。

  吴镕:“一号文件” 开中国改革开放之先河

  1982 年“一号文件”有开创中国改革之功,五个“一号文件”具有历史性意义。

  一是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农村全面改革的新局面。

  二是促进工业大变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主要以1984 年的“四号文件”为标志。当时高层有争议,批评江苏三十万供销员满天飞,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

  三是促成放开农产品价格。当年华国锋非常重视农业,1979 年我曾向中央建议:农产品价格、粮食应该提高20%-25%,华国锋同志在“37 号文件”中把粮食价格提高了22%,又放开了“两水”:

  水果、水产。水果过去是国营商店垄断经营、凭票购买。价格放开后,逐渐形成了“放—涨—上—降—平”的格局。即放开价格就涨,价格一涨生产量就随之上升,产量上去价格就降下来,之后又形成量价平衡。

  四是农民进城,以浙江温州龙岗为发端。费孝通有一个《小城镇大问题》,胡耀邦同志做了长篇批示。当时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存在费老讲的三等人:一等是城里人;二等是小城镇上的人;第三等就是农村人。与小城镇相关,1984 年,有领导人组织起草了一个“划小乡”的文件,准备以大队来建乡,以公社来建区。崔乃夫带着文件到江苏,征求意见。我对此回答说,现在是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杜润生找到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耀邦同志很欣赏你们江苏的论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力量搞小城镇建设。就这样,避免了一次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建设。

  从以上看,五个“一号文件”不仅关系到农业,而且关系到工业、商业,包括物价,还有农民进城的全方位改革。农村改革启发了城市改革。

  今天纪念“一号文件”,我们还要肯定那时候有很好的作风。

  一个是真调查。组成专门的调查组、课题组, 走进农民家里,当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里人才济济,王岐山、陈锡文等很多同志都参与过调研。

  一个是搞试验。不仅搞试验区, 还建立了很多专门的信息点。

  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争论。比如,1984 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问,向耀邦同志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里面,“家庭”这两个字太刺眼了,能不能去掉?那时候,苏联也不高兴这两个字。杜润生回来传达,吴象第一个跳起来说,这个不行,联产承包家庭是根本,家庭不能变。当时争论很激烈,最后“家庭”

  两个字还是保持了下来。

  不能不说那时候有一个好的团队,一个以杜润生为代表的团队。杜老曾讲过一句很自豪的话:咱们这个团队,到现在为止,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杜老还说过,我现在有两个心愿,可能完成不了了。第一,要转移几亿劳动力到城市,要城乡逐步交融;第二,中国应成立农会,这两条我已经做不到了,或者看不到了,要靠你们来做。

  万绍芬:不让农民富起来,我们怎么能心安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一号文件”不仅太好,而且太重要了。它真正为广大农民谋福利,为农村建设指明了道路,也为后来一系列改革打开了一个思路之门,理论之门,工作之门。

  “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突破点。它极大地解放农业生产力,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感觉到,原来管得过死,什么都不准买卖,有责任制以后,可以做买卖了。农民为之高兴。

  而且,第二个“一号文件”说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群众正在前进。“一号文件”打下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便利,之后有一系列“一号文件”出台。我记得有“农林牧副渔,山林水田矿”全面发展这样的内容。就是说,你适合养什么、种什么、干什么,你就想办法去干,农民有了比较大的自主权。

  我记得当时胡耀邦同志曾亲到赣南,指示说赣南很适合种柑橘,并写了一封信鼓励农民大胆发展。后来,当地有顺口溜说:“家里有三棵橘子树,不愁油盐酱醋;家里有十棵橘子树,日子向前迈大步;家有百棵橘子树,保证成万元户。”赣南柑橘现在成了名产,人民忘不了耀邦同志。

  人们不光搞种植业,还搞养殖业。比如养鸭,板鸭出口,鸭脚、鸭翅膀还卖到香港。以前是废物的鸭绒用来做羽绒服。各种各样的商业生产就飞快发展起来了。

  在“一号文件”以前,“江西老表”还不知道卖东西。

  广东商人用手电筒、鞋子把当地农民的粮食、烟叶或其他农产品换走,江西人不明白是交换,还说广东商人好,人家照顾我们夜里走路,给了手电筒,连走路的鞋子都想到了。有这样的想法不奇怪,因为太封闭了。“一号文件”出来后,很多地方建起了集贸市场,道路通了,农民也懂得交易了。

  从我亲身的体会,就知道“一号文件”有多重要。

  现在大家都讲“三农问题”,提出要重视农民,重视农村,重视农业,实际上这个问题真正深入人心,是从“一号文件”开始的。三农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关键的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不重视农民怎么能行?

  中国的农民最老实、最憨厚、最能奉献。我们江西老区有一个老人,七个孩子,五个牺牲了。剩下两个,一个上前线牺牲了,最后一个又去了。战争年代要粮给粮,要人给人。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忘记他们,能对得起他们吗?不让农民富起来,我们又怎么能心安呢!

  我有一次到井冈山,一个农民老赤卫队员躲到山里去。问他为什么躲起来,他说解放这么久了,我们也没让乡村致富,对不起领导,看到领导心里会难过。

  习仲勋去看他,他也躲避起来了。习仲勋很感动。我心里也很感动,哪里是他们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但联系到目前的现实,并不乐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我经常下乡,地方政府从农民手里廉价拿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得利。

  地方政府不事生产,没有财源,土地就成了生钱的手段。招商引资的土地,转手就倒卖,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农民对这个很不满意。

  再一个就是污染问题。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被工厂污染的不成样子。我很痛心。2011 年的“一号文件”提出重视水利,我很拥护。现在很多大江干枯,江变成河,河变成溪,溪变成小塘。鄱阳湖也在缩小,这些都是水利问题,还要更重视。

  胡德平:“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

  ——学习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的心得

  1982 年,中共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我国广大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所选择的生产关系。中央并把它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制”。

  我想先说说学习杜润生同志的新书——《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的心得,来纪念我国上世纪80 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发表。

  诚如杜老所言:“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我认为说得极好,“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农村改革中,中央的决策和农民的实践合力形成一个突破,功劳是很大的。当然这其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杜老说,万里和一位同志争执究竟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群众时,万里说我要群众。

  有此出发点,才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尊重群众的意愿选择,而且作为科学的执政党还要对群众实践进行总结、概括、提高,不断指引并检验实践的发展方向,解决实际问题。迷痴于概念或名词,不但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开了先河。作为执政党当时又是如何在思想上、上层建筑领域中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杜润生同志认为:“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P122)杜老对分权还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述,他认为分权给了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配备生产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到的生产效果。“可见自主、自由也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同上P125)而且这种发展可以跟合作制对接。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1984 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但这样一个简单又可以实际操作的问题,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我党30 年来都未敢正视,未能正视,“一号文件”却一朝突破。

  两权可以分离,经营形式和所有制也不是对立关系,应该放开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万里同志思想最解放。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但大大增加了我国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而且顶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 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承认了企业的雇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有企业。

  因为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开始发挥作用,并提供了国家计划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丰富商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化输送了上亿农民工,并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同地不同价的“级差地租”。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实践的第一推动力,来源于农村、农业、农民,实不为过。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很早就有论述的,以此观点认识农民的包产到户,并引导农民改革生产关系。这说明党中央并未脱离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实际的了解。这项改革既大大适应了农民的合理要求,也给各级干部以至党中央的领导人以极大勇气和信心。

  然后农村改革才扩展到城市和工商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对我国改革事业来讲,只有一半对,另一半未必对,因为我党毕竟有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生产关系中要讲所有制,讲分配原则,讲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五个“一号文件”对此三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和具体措施。我们常说的制度经济学,指的是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才是更为宏观的制度经济学。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都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具体化,它带有东方大国的特色,和前苏联的农庄集体化大相径庭。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有了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是在集权的计划经济中运行,还是在市场中运行?若要在市场中运行,那就要解决农村中粮食、棉花和油料的统购统销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派购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就充满了商品生产和市场运行的色彩。1984 年的“一号文件”,正如杜老所言“要解决的就是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同上P140)据杜老统计,我国二十多年来,除粮棉油实行统购之外,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水产实行派送和专营制度。从而造成公营商业的高度垄断,农村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被停滞封闭起来,城乡户籍制度被固化。这份文件解决了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取消了一百多种对农民摊派的派购任务。1985 年的“一号文件”即对农村的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取消了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大胆调整了产业结构,同时还对农村交通、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均做出了市场取向的决定。

  1984 年、1985 年的两个“一号文件”对市场发育、对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从逻辑上来看,改革确实困难,文革前的很多思路被激活,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商品市场,都有了很清晰的发展思路。五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精神和杜老新书里的一些东西,真的是了不起。

  农村改革以后,生产迅猛发展。1984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9000 亿斤,达到历史的顶峰,突然产生了卖粮难,谷贱伤农的问题,这时政府不是迎难而上,确切说不是迎着希望而上,而是维持了旧有的分配格局,取消了原先定的超购粮加价50% 的规定。致使1985 年农业生产下降。这一年据杜老说:“我随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结构不可能实现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同上P142)因此制定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就是“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从我国的“七五“计划开始,要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乡镇企业所得税一部分用于支农,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而且把农业、食品产业的发展提到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高度。

  五个“一号文件”陆续出台之后,是否就是医治农村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呢?也不是,正如杜老所言,还有很多问题。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公有,那么集体的主体是谁呢?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还是大队,或指整个公社?人民公社被乡镇政权取代以后,是自然村、行政村、抑或乡镇政府?还有现在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单位,那么行政村的自治制度如何管理分配自然村的土地?再有不少专家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土地的划分应从优先效率、兼顾公平的角度出发,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按人头平分土地承包,并未向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倾斜。现在土地如何规模经营,如何像“一号文件”所说那样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仍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现实问题。

  继1986 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据杜老书中所言,当时中央马上又给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明确要求,要对今后十年增强农业后劲提出建议。当时国务院农村研究发展中心、水利电力部、林业部、农牧渔业部等几个部门就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杜老也开了个单子,第一个是调整价格政策,保证生产者有利可图,设农产品干预、储备金。

  但若干年后,农民种地不挣钱了,甚至赔本了,土地大量抛荒。这和当时的设想差别太大了。

  第二个是加快推广农业技术。主要涉及新品种,新的栽培技术:地膜、施肥、节水灌溉、动植物防疫、饲料配方、林木速生、水产品保鲜、加工、储运等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并要建立技术推广基金,早抓生物工程。1986 年能够提出生物工程,确实是超前的。据我所知,中实公司下属的绿天使公司在搞一种物理技术,把秸秆和各种石头磨成粉,搅拌起来改良土壤。种出的棉花能够长7 年。茄子切开后,半小时不氧化。但要像撒化肥那样,整个把土地换一遍,成本太大了,但三五年整个土壤结构就会完全变化。他们说,美国的强大,不光在于强大的工业,最强大、最深厚的一点就是土地,就是农业。做什么产业都没像做农业那么来做,它可以控制世界!

  第三是整治山地一亿亩。朱镕基同志敢说敢干,有人格魅力,且敢于面对问题。他最近出了四本书,对农村处理四荒地,即荒山、荒坡、荒沟、滩涂必须要管,土地是农村的,也是国家的。

  他原来怎么说的,现在的书就怎么出,难得!他说,我反对什么荒山、荒坡拍卖。我看了几个“一号文件”,都说可以承包四荒地。只不过是长期承包,不是15 年,不是30 年,是更长时期。即便是有人说拍卖,也不能拍卖,只能长期承包,这正是“一号文件”的精神。“集体的地也是国家的地”,这句话引起人们的质疑,也引出很多现实问题。关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我国宪法有明确规定。

  第四个是鼓励扩大耕地经营规模。

  第五个是调整产业结构,从种植业转出劳动力1 亿。

  第六个是五年内增派二十万科技人员到农村。

  第七个是加强农用工业建设,十年内再建十个化肥厂,十年内建成八百个电气化县。我认为绿化老搞不起来,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没燃料,不给他电,不给他煤,群众可不是要砍树毁林吗?

  我记得耀邦同志总说要种草种树,你得让老百姓有燃料,才可以有效制止毁林毁草的行为。

  第八个是五年内解决四千万最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那个时候一个是要致富,另一个要脱贫。“老少边穷”的概念在1985 年、1986 年,就已经提出来了。1986 年,我国三农经济的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候,但其真正立稳脚跟,要获得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终胜利,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每年的农业“一号文件”,恐怕还要继续若干年。

  最后,我想谈谈学习“一号文件”的现实意义。我记得耀邦同志曾有过这样一种设想,用农业的发展,三农彻底改变面貌的实际,大力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翻两番,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否可以做到呢?看看我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现实就可得到回答。

  除国家按合同定购的粮棉油之外,剩余的农副产品都是市场上丰富的商品,这是我国居民的基本内需,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第一物质保障。

  我国的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二亿五千万农民工。

  我国的农村为城镇化提供了同地但不同权、不同价的数万平方公里的级差地租。政府仅此项收入,据吴敬琏的统计,最少是6 万亿之巨。

  我国城镇化的兴起是必然的,但随着1994 年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和地方财政增收,罔顾国家宪法,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法规、条例纷纷出现,危害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征地活动愈演愈烈,为此而激发的群众维权、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已不胜枚举。据统计,近几年群众上访有65% 的案件都和农村土地有关。这是当年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制、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党内同志和拥护中央决定的广大农民群众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没想到现在发生了这些不协调的对立。2011 年9 月份引爆的“乌坎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幸好该事件的处理后来出现了转机,广东省委处理此事的经过2011 年12 月22 日的《人民日报》有公开报道。

  广东省转变理念态度应该支持,但这个问题还只是平息下来,愿意谈判,愿意对话,政府也已经承认利益是可以博弈的,一些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这些前提都应该有,但真正涉及到利益问题,是不是能够很快解决,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我觉得根源不在农民,而是一些政府忘记了宪法、违背了宪法,没有依法保护农民的集体土地,没有坚持上世纪农村改革的初衷。再不重视农民的土地被贱卖、滥卖的事实,那么我们的改革是否就会改变性质?

  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当然变化很大,而现在我们很多干部,仍在一味强调农民的土地是国家的。一个博导说,农民耕种的土地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共产党的。这和我们上世纪80 年代的想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共产党的成功本来是得之于土地,也会失之于土地;胜之、败之都由土地。这是我学习五个“一号文件”最突出的心得。

  周其仁:“一号文件”:从社会底层见证影响和作用的文件

  我能参加“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是机缘巧合。我当时是在校大学生。

  我们国家发文很多,中央文件一年有一百个,六十年就有六千个。那么为什么这五个“一号文件”

  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还值得开会纪念和讨论呢?

  “一号文件”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它不仅仅是上层建筑里的文件,也不仅仅是逐级传达、贯彻、讲解、学习的文件,它是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可以从底层见证影响和作用的文件。而我们的很多文件只是在党政机关里“自我循环”。

  二是它到了底层,增加了普通农民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财产权利,也包括政治权利。我们有很多文件,特别在文革时候影响也极大,但很可惜,所产生的影响是减少农民的权利。以为可以通过减少农民的权利来加快国家的发展,最后证明整个方向存在问题。而“一号文件”代表中央在上层建筑中的部分产品,它又可以影响底层,影响普通人,同时增加普通人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从而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动的创造性。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当时的“一号文件”是怎么增加普通人权利的。

  第一个就是“一号文件”针对当时社会关切的问题,不回避。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产生了问题要不要面对? “一号文件”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它对党过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 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存在的很多尖锐问题,没有回避。这种执政态度是“一号文件”生命力的最关键的一点。

  第二个就是它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有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来自于实践当中。为了吃饱饭、发展经济,农村会想很多办法,做很多努力,只不过这个努力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合法。这时候国家机器、执政党的作用就应该体现出来,他们手里有政治合法性,能给解决问题提供合法权威。首先就是让这种“饿出来的办法”合法化,给予承认和保护,让成功的经验变成国家的政策。其次给它权威性,建立普遍的预期。在政策多变的环境里,建立一个长期的预期,表明这套做得通的、发展生产力的、改善生活的方法,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随便改动。

  什么叫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主要是做出来的,但国家的政策法律、意识形态要允许下面人放开手去做事情,放开手去创造财富。中国没有多少先天的自然资源,就是人多。这么多人的力量,就要想办法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这个理念“一号文件”里有。

  实践证明,把土地的利用权交给农民,每个农民都有权来好好利用手中的土地,责任边界清楚,剩下的才是各种各样的帮助、改善。

  所以说“一号文件”不是直接解决经济问题,它是从财产权利角度来解决问题。第一是农民种地的权利,第二是农民从事农产品买卖的权利,第三是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权利,第四是农民可以选择所有经济活动的形式。这四个权利,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

  关于“一号文件”可讲的很多,但基本上是放权。针对复杂问题,从现实出发,一步一步把它做到底。

  当然, 从历史进程看,我们有没有局限性?

  我看还是有的。 “一号文件”它还是文件不是法律,这样就埋下了很多的隐患,有反复、有停滞。

  当年土改,共产党土地革命时靠的是法律,有共同纲领,有宪法,有土地法,但是一搞高级社之后,就没有了。人民公社有一部法律吗,没有。就是发文件,全国就去做。这样使我们在纠正人民公社错误的时候也是用文件。可文件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到1987 年因为政治原因,“一号文件”

  变成了“五号文件”,1988 年以后,连五号文件都没了。整个农村包括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就出现了反复。2002 年才通过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土地是承包了,但土地还有别的用途,盖工厂、盖房子、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等很多问题当时都没有解决。不仅如此,它还保留了一个征地政策。当年搞统购统销,牺牲农民利益支撑国家工业化,这些年,征地制度又再一次让农民作重大利益让步以支持城市化,这对农民的公平性是极大的损害。

  光有文件是不行的,长治久安要靠法律。要根本改变整个土地、水、森林等最基本的生产资源的分配,有一套公平合理的框架来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要保障这些基础权利是公平的,世世代代归其所有。

  现在出现了许多群体性社会事件,包括“乌坎事件”都是回避这些问题造成的结果。一块地拿来,以这块地几十倍的收益算是赔偿,赔偿到村干部,村干部有多少钱可以赔到农民口袋里,完全取决于村中的政策。但是地一拿到他就可以拍卖,中间的差价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化的一个经济动力,是地方财政的经济动力,也是银行金融的经济动力。整体处于失衡状态,存在大量问题。和平时期,每年经济增长这么高,为什么还有这些冲突,就是没有到制度层面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因此,通过回顾当年五个“一号文件”的精神,应该借鉴经验,面对现实,解决根本问题,不要内循环,国家上层建筑内循环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尖锐的问题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去解决,就会累积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一号文件”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现在的决策者,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能够从历史经验当中吸取教训。

  张曙光:汲取“一号文件”的经验,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一号文件”的出台,确实是危机逼出来的。原来的日子但凡能过下去,也不会寻找另外的办法。饭碗里有饭吃,不会想找另外的饭碗,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今天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面临危机的,虽然危机的状况和当年没饭吃不一样。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 很多社会冲突和矛盾非常尖锐,我认为现在也是一个危机的时期。而这个和当年不一样的危机,能不能促进改革,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决策者确实感到问题所在,主动改革;还有一种是打断正常的改革进程。但“一号文件”提供了借鉴,它的出台就是应对危机的结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当年的“一号文件”是从农业改革来突破的,现在也从这个地方开始,即从土地开始。土地不光是农业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

  土地上不仅可以长出粮食、蔬菜,也可以长出房子、城市。

  现在的高速城市化过程是靠牺牲农民、农业的利益来推进的。农业和土地是相互联系的,既然如此,就要在农业、土地问题上想办法来突破。

  “一号文件”增加了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但现在的很多做法却和“一号文件”的精神相悖。单从土地这方面来看,限制就很多。不光是集体土地不能盖房,甚至盖了房子不能抵押不能出租。很明显,这就是限制农民的自由,剥夺农民的权利。

  现在这种办法可以说是一种非正义的办法。它是一种特权,或者叫一种歧视。特权和歧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有土地上可以这么做那么做,却限制农民的土地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特权和歧视密切相关。

  同样是土地,但农地和建设用地的权利也是不相等的。农地现在可以流转,这已经是没问题的事情了,但是实际建设又是另一回事。改革开放以后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产权区分,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到了现在土地流转又是一次细分,承包权和经营权再分开,这是第二次产权区分。而这个产权区分的结果,就使得权利配置到了最有利的人手里,这个权利的一部分可以交易。农地、承包权、承包地是我的,我流转以后你可以去经营。那么,自己的地自己盖房子租出去同样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要去限制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从“一号文件”那里汲取经验,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把权利给农民,把自由给农民,把选择的机会给农民,这样才可能解决问题。

  现在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政府的权威太大,公民社会难以发展起来。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的政府,无限政府和弱小社会配合起来,就成了现在的状况。政府可以到处侵权,征地说多少就是多少。公民社会这么弱小,没有办法形成对政府的约束。

  政府也好,资本也好,都具备很强大的权利,而且政府和资本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个人与之怎么能形成制衡和约束?不可能。那就得让社会组织起来。因此,要真正解决现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壮大社会入手,壮大社会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宪法》第35条,还人们以自由。

  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出事,大家就将矛头对准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这个方面破题,而且是真心实意地破题。中国到了一个坎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破题,恐怕走不出这个怪圈。

  我们应该从“一号文件”引申出经验教训,来观察我们现在的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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