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近日，北京市就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出租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但有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的除外。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进行分割出租，不得按照床位出租。此外，单位承租房屋作为职工集体宿舍的，不适用该标准。(见5月10日《新京报》)

　　那些改变房屋结构，可能威胁楼房安全的群租行为确实应该管管，但人们租多大房、摆几张床、住几个人，更多的恐怕是私事。再说，作为单位职工宿舍的出租房不适用该标准亦令人不解——同样是出租房，一间职工宿舍可以住七八个人，其他出租房为何只能一间住两个人？即便住在自家房屋的北京市民，可能也有一个房间住2人以上，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怎么租房就不行了呢？

　　另据新华社5月9日报道，自去年底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的房租持续上涨，北京、上海等城市尤甚。没有人愿意住得拥挤不堪，一些“蚁族”收入微薄甚至生活无着，不得不在一起“抱团取暖”，还有无数迫于生计的农民工奔波在京城巷陌，不知道北京市拟定租房标准时，是否考虑过他们的存在。

　　去年1月，上海市长韩正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房价调控时说：“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买房人的渴求，就没有办法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这句话道出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政策制定者往往是局外人，却去制定关乎“局内人”切身利益的政策，导致所制定的政策与现实“两层皮”。

　　公共政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决策者不能不考虑人情世故。多一些调查研究，多一点求真务实，多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体谅他们的需求和难处，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可或缺的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