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评论员 康怡 国人呼吁多年的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最终得以实现。4日闭幕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之一即是，中方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多缴利润以便全民可以分享，本在情理之中。但已拖延数年迟迟难见突破。

　　不过，中国政府此次承诺既不是良心发现，更不是美国人替中国人民主张。其背景在于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屡屡受挫，国有企业已成美国重点攻击目标。美方要求中国国企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政府、银行关系密切，国有企业不仅可以较低利率优先获得银行资金，而且需要时还可以获得政府的大量资金注入，这对于那些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关系。据悉，美方相关机构正在制定抵制中国国有企业的相关立法，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未来的海外投资环境将更加严峻。

　　不难看出，中国政府此次的高调承诺是希望以此举尽力撇清“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抹去央企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为国有企业“走出去”营造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姑且不管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作为普通人我们寄望于该政策能给财政带来更多的收入，进而让国民能够从中受益。为了实现这一预期，我们提醒政府和国企注意两点。

　　一是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后，国企不能以此为借口，宣称企业成本提高进而掀起新一轮提价。眼下通胀刚刚稍有缓解，宏观经济对提价的承受力有限。而普通消费者面对油价、水价的一再提价已经不堪重负。应该看到，很多央企利润连年高速增长，完全具备提高红利上缴比例的能力。如果将此转嫁给消费者，我们认为这只能是国企缺乏良知的表现。

　　二是，政府应做出承诺真正把国企上缴的红利用之于民。毕竟，理论上讲全民都是国企的股东。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国企上缴的红利大部分取之于央企，又用之于央企，主要用于解决国企自身改革与发展问题，只有极少数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与社会保障预算之中。鉴于此，如果不改变红利现行的用途，即便是按照国际惯例将红利比例提高到50%甚至更高，其实对于改变央企的海外形象也好，还是完善红利的用途也好，均没有现实意义。

　　回顾几年前，国家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之时，刚刚从亏损的泥潭中挣扎出来的央企，确实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支付改革成本。为此，试行之初，红利的上缴比例定的很低，仅为5%与10%两档，而且也同意将上缴的红利用于完善国有资本战略布局以及解决央企改革中体制行机制性问题。时至今日，此央企早已经非彼央企了，经过“抓大放小”、政策性破产等诸多改革，大部分央企都已经开始“轻装上阵”，营收和利润节节攀升。为此，已经到了恢复央企红利公共财政属性之时了。转入公共预算，按公共财政收入进行管理，适时用于与民众利益切身相关的民生等领域。即便短期内无法立即实施，至少也要有一个时间点。国民对国企无条件的补助不应该是无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