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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身份标记，崇尚越像越好，在市场上流通的文物仿制品，难免让人心生顾虑：假古董会不会扮成真文物招摇撞骗？买家对拍卖公司拍假提起的诉讼时有听闻，艺术家维权打假的案例层出不穷——这个市场，水很深。

　　文物仿制为何红火、该怎样规范？这个擦边球又击中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哪些积弊？学者、业者的回答，掀开了文物仿制产业的冰山一角。

　　影响

　　95%以上的仿制品属中低水平，在古玩城淘宝是奢望

　　一份《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将中国的文物仿制产业扫入了舆论漩涡之中。公众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仿制和造假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作旧也好、仿制也罢，在采访中，文物仿制从业人员特别小心自己的措辞，他们决不会声言自己是在“复制”文物。因为依据《文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从事文物复制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资质证书。而且复制品的数量和流通路径也是严格受限的。

　　《中国文物黑皮书》的作者、文化学者吴树曾多次深入仿制点“侦查”，掌握了不少一手资料，“目前我国的文物仿制市场，95%以上的产品都是中低水平。”

　　说到“仿”，很多人都会关心它的合法性问题。“仿制违不违法、作旧该不该罚，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吴树口中的“没有界定”，恰恰让文物仿制踩在了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无怪乎许多仿制者在卷入文物制假风波时，总会一再强调是“仿品”，而非复制文物，更不是造假。

　　从《地下作旧产业调查》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仿制产业遍及全国10余个省份，涉及玉器、瓷器、青铜器、书画等多个门类。“现在古玩城卖的基本上都是中低水平的仿品，高仿品绝少出现，更别说是真品。”吴树的这一结论，或许会刺破许多人古玩城淘宝的美梦。

　　尽管文物仿制并未明确受限，但吴树对此的观点是，“不违法不等于没有害。”

　　“去北京潘家园淘、去古玩城逛的人有不少都是抱着买古董的初衷去的，结果买回来的都是仿品，这也是一种欺诈。”有人会用“打眼捡漏”来为制售者开脱，你自己淘东西打了眼，怨不得别人。

　　对于这样的观点，吴树很是愤慨，“时代不一样了，以前收藏是小众行为，风险全由消费者承担或许只是局部问题，但现在少说也有几千万人往里头砸了钱，市场大了，就应该更加规范，制假售假者一定要严惩。”

　　文物仿制在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教授看来，不仅会造成消费者经济利益的损失，更动摇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大部分仿制品做工粗糙，让不符合历史形制的仿制品流传下去，往远了说，会给历史蒙上一层尘霾。”

　　“比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原本都是很小巧的，现在一些仿品做成了像镰刀那么大，还有之前闹得满城风雨的汉代玉凳，将凳子穿越回了一个没有凳子的年代。如果让这样的谬种流传，是对历史的草率，后人在传承文化时极有可能出现误差。”杭间认为，对文化品质的磨蚀，是文物仿制品的致命伤害。

　　原因

　　与文物沾边才有钱赚，鉴定体系不完善让仿品钻空子

　　文物仿制依托的是中国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如今它的“红火”，在吴树看来有着很现实的原因：钱。

　　“如果把这些仿制品当工艺品卖，估计生产商要倒掉一半。但是如果跟文物沾上了边，甚至戴上文物的帽子，那么价格就不可同日而语。”吴树进一步解释。

　　在吴树看来，中低端的文物仿制品可以供消遣娱乐，基本不会扰乱文物艺术品市场，但是一些高仿品，就是冲着“以假乱真”去的。

　　吴树曾经暗访过景德镇高仿瓷器的制造流程，“他们烧制出来的元明清瓷器，可以连成分都跟真品一样，就算用上高科技手段都无法辨明真假。”

　　能躲过精密的科技检测，是否能逃过专家的火眼金睛？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张友宪教授坦言，人工鉴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上世纪90年代，围绕一幅仿清代画家石涛的作品是否为张大千所作，当时的南派与北派两位鉴定大师的意见完全相左。“鉴别一幅作品是否是高仿，鉴定家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现在也并不鲜见。”

　　某些情况下鉴定体系的“无力”，为假古董佯装“真文物”打开了通路，更让不法分子对于仿制品的需求日益高涨。

　　需求决定市场。需要仿制品的不仅是期望从中渔利的商人，更因为一股“盛世收藏”的热潮。据媒体报道，2011年，中国艺术品交易额近600亿元，在全球市场独占鳌头，几乎相当于第二名美国、第三名英国交易额的总和。

　　这样的数据让“收藏高潮”的称谓屡见报端，也极大拓宽了文物仿制品的出路。

　　规范

　　对仿品进行标记并追踪，化零为整集中建立产业园

　　“市场繁荣，乱象丛生”，是吴树对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概括，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文物仿制产业，“我们的仿制还很不规范，比如韩国在仿制瓷器时，需要配上标签，写明仿制者的信息，否则是不能交易的。”标明身份这一点，也被安徽省政府参事、工艺美术大师杨其鹏认为是最直接的规范手段，“政府应当设置专门的认证机构，明确每一件仿品的出处和去处，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一清二楚。”

　　即便贴上了标签，在利益面前，难保仍有鱼目混珠者。把好鉴定关，是吴树给出的方案：“我在7年的调查中，发现民间有很多古董鉴定高手。”

　　他建议，国家不妨在民间选拔一些草根能人进入鉴定机构，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科学手段引入鉴定机制，然后分级建立服务民间收藏和文物交易市场的鉴定机构。“这样，就能大幅减少假文物的流通。”

　　杨其鹏则希望政府能将散落各地的作坊式加工点集中起来，建立文化产业园，“将小企业、小作坊整合集中进入园区后，可以彻底解决噪声、粉尘、污水等环境污染问题，也有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大量的文物仿制从业人员，张友宪认为应当讲求职业道德，不要欺骗消费者，也不要直接参与高仿品的销售流通环节，应选择诚信守法的中介机构来进行流通工作，以保证市场良性循环。

　　当然，追古也并不是唯一的思路，从事瓷器制造业的陈立恒有另一番考量，“中国瓷器不能老是仿古、复古，而要为瓷器注入新生命。古代的文化资源只有被恰当地运用才可能传承下去，如果只是因循守旧或者束之高阁，绝对是一种浪费。”

　　在各路观点中，也不乏强硬派。基于对中国文化品质受创的担忧，杭间认为，“中低端的仿制产业容易搅乱市场，混淆视听，不应该存在。”但他认为可以保留精仿工艺，与博物馆进行合作，但是数量和流通渠道都必须严格监控，保证传统文化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