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下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管理全球经济：新环境”会议嘉宾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发言实录。

　　主持人Nik Gowing：全球经济治理这个话题，也是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三位发言人主要围绕的话题。我们今天在场的发言人是戈登布朗，以前是英国首相，现在仍然是英国议员，还有宝辰集团首席执行官，还有杨荣文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现在需要能够解决全球经济以及金融环境当中的政治功能紊乱的问题。还有 UBS的一个交易员，因为挪用20亿资金被逮捕，后来发现其实是有超过500亿都没有很好的找到它的出处，因此过去几年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世界银行业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是总体环境进入创伤时代。金融时报上周也提到过，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全球经济和政治发挥效果，加强它的效果，我们其实是有政治能力能够做正确事情的。

　　杨荣文：谈到没有决策，也没有政治的势能你有什么样的观点，现在来看全球力量的结构，就是从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是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原先我们都是看到老的架构，建立在美国的基础上，但是现在美国的基础在摇摇欲坠，现在我们要把老的教堂进行修复。我觉得现在不太现实，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力量平衡的变化。两天之前我们听到了温总理讲话，中国现在还没有准备好领导世界，中国只会发挥它的作用，而且中国也不希望被别的国家领导。现在的现实是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一些不同的运营系统，他们每一个都要找到自己内在的平衡，包括欧洲、美国、中国，每个国家的平衡都要自己找到，包括权力、责任都要平衡起来，这个是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有些时候是相互之间可以联系起来的，可能问题不是靠某一个单独的地方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要加强协调，而且彼此之间也要尊重。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各个运营系统在他们各自深层结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中国一直有他自己内在的系统，跟美国、欧洲都是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大教堂重新建好，是寄予了抬高的期望，它里面部分的结构都是有自己责任的。就是说可能自己都是有自己的运营系统，而我们现在在全球这个大系统当中，我们还要相互之间去负责，而不要过分的干预各自的运作。

　　主持人Nik Gowing：你觉得政治上面有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事情？

　　杨荣文：我们需要协调，需要20国峰会，因为恐怕没有其他的机制讨论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讨论起来肯定是非常混乱的，这就是全球混乱的权力结构的现状，而且我们看到的确是需要一些机制来解决这种混乱的局面。同时，这种平衡必须要重新的达成，但是我们去调整的时候，会有痛苦，不可能把这种痛苦转嫁给其他人，或者是转嫁到全球的系统当中去。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系统当中，把我们的痛苦传递给邻国，或者说是转嫁给国际组织。首先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做好他自己内部深层次的改革。

　　主持人Nik Gowing：你们国家刚刚进行了选举，政府遭受了打击，看起来大众对你们的信心不像过去那么强了。讲到治理的时候大众到底期望什么，奥巴马在未来14个月当中还要进行大选，公众现在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在政治方面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都有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我们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杨荣文：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新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同的阶层，很多机构都受到了冲击，因为过去保护他们的现在都受到的冲击，所以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不管你是在教堂，还是大的企业、大的政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新加坡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适合于老的阶层的领导力到现在适合网络信息的阶层，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做成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全球的环境当中，要随着全球发展。刚才布朗谈到了全球协作和结构重组的问题，全球协作要么帮助我们进行深层次的结构重组，要么使得我们更加困难。全球的重组应该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国家内部的重组。

　　我曾经在北京看到一些新加坡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全局观。比较一下英国的本科，还有包括美国的本科学生和中国的本科学生，我可以说这里的学生非常非常的努力，他们很聪明，他们也已经是面对了很多世界的变化，他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有更强的竞争力。你想想一下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全球化在全球各地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希腊、美国，包括武汉、新加坡的工人，他们都会遇到同样市场力量的冲击，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全球化是影响到每一个人。就是说对于这种重组来讲，对于很多国家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这个重组会带来一些痛处，可能也会对国内政治带来一些波动。我觉得需要全球协作，全球协作的呼吁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痛苦，但是从长远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没有全球协作，国家内部的重组也会越来越困难。

　　主持人Nik Gowing：我们在财政上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政治上不能解决的？

　　杨荣文：回到中国这个话题，中国肯定会做符合中国利益的事情，中国肯定不可能通过它的消费去拯救世界，中国政府肯定首先要对自己的国民负责。所以我想我们要有有一个国际架构，然后每个国家都在符合他自己利益基础上相互之间合作，在这个架构当中去做事情。如果我们通过压力威胁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主持人Nik Gowing：下面是观众提问时间。

　　观众提问：我来自香港的PCCW，我的问题是问布朗先生的。我们昨天晚上看到ACB和其他的央行一起希望能够推动整个的流动性，在三年之前其实央行也在做同样的举措，三年之后你觉得这个政策效果会不会衰减，你觉得这是我们采取的真正工具、政策吗？

　　布朗：08、09年的时候我们进行干预，是因为银行有问题，然后2011年现在我们并不是在干预，因为现在并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的，这就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毫无疑问欧洲的央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短期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先有一个政治的协议，就是到底谁还做什么事情，到底怎么样来拯救欧洲的经济，这些事情是需要有政治决定的。因此，欧洲央行肯定是很重要，它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跟08、09年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更严重。因为08年的时候政府可以干预解决银行的问题，而2011年银行的问题已经延伸到政府，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法。我自己觉得，即使是在现在，整个欧洲的稳定性基金已经开始发挥它的效益，4千亿是不够的，还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协作，从而帮助我们真正的有更多的资源推动经济的增长，说不定还需要国际支持，包括IMF的支持。所以我真的认为温家宝总理的建议，我觉得中国是能够帮助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银行的问题，解决欧洲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有更加长期的财政问题。

　　观众提问：非常感谢你全面的分析了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去做一个现实的分析，就是说实际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目前状况非常紧急，但是又需要时间。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的痛苦，会有一种慢慢的调整，可能也会有一些混乱，同意我的说法吗？

　　杨荣文：我们来看一下积极面，这可能是像熊彼特的理论了，就是一种创意的破坏，如果说没有破坏的话，也就是没有新的创造，可能是会有痛苦，会紧缩，这样将来才会有增长。根本上来说，我们可能是没办法去避免因为竞争而造成全球要素的重新定价，比如说工程师会有竞争，一位在中国，一位在印度，还有一位在欧美的工程师，可能要在人才方面达成均衡，这样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各个国家的收入会发生变化。有些国家会从全球化当中收益，而那些提供一般工作的这些人，他们会面临非常剧烈的竞争，所以要有非常明智的重新分配，尽可能使社会比较平稳的发展下去。但是这种调整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主持人Nik Gowing：美国再过14个月就要大选了，美国现在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国内，这种局面会不会阻碍美国创建一个更好的协调促进全球增长的前景呢？

　　杨荣文：我觉得每个政府首先都是由他国民的组成，并且是为他自己本国国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现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会从自己的角度关心一些增长，还有一些恐怖主义，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也是有各自限度的，有些国内问题他要考虑，还有一些国际问题也要考虑。我们已经从历史上学到了很多，就是看全球在历史上面有多长时间是有比较好的协调，其实是有帝国的兴衰中国和印度不管全球的体制怎么变，肯定还会继续他们的增长，有30亿人变成中产阶级，这种增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协调，必须要意识到大家都属于一个同样的全球社区，必须要有一个普遍的人类共识，这是需要我们的教育、更强的领导力，但是我相信这一天终会道理。我也响应布朗先生提倡的要倡议更强的全球协调，还要加强国内的调整，否则的话这个系统不可能持续下去。

　　主持人Nik Gowing：下面是观众提问时间。

　　观众提问：我来自巴西圣保罗，请问希腊是不是会违约。

　　布朗：说到希腊的违约问题，未来几个月我自己认为可以解决，不是说你预测不预测的问题，而是它已经在你身边发生了。大家相信希腊是不会违约，我觉得这不需要在这里做预言，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避免希腊的问题更加恶化，或者说成为欧洲的主流。我觉得你需要做的，首先要能够抓住银行的问题，还必须要找到一个政策，能够帮助你重新回归增长，另外还必须有办法解决财政的问题。整个欧洲的财政大概都是占到GDP的5%，债务占到GDP的8%，所以我相信是肯定能找到方法解决欧洲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银行的问题、增长的问题以及财政的问题。

　　宝成：对于希腊财约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违约的，市场可能会这么认为，特别是银行带来的一些问题，它的后果的确是非常严重。但是我自己比较担心的一点，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来看整个财政系统的能力，如果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就是说到2030年或者2040年，因为人口的变化会使得我们的财政问题，或者说债务问题必须要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必须要解决。

　　布朗：但是取决于你对增长是什么样的假设，你觉得欧洲的增长可能是2%以下的这样一个假设，问题是说你这些假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欧洲是不是能够获得更高的单位数的增长，我们必须要推动经济的增长。

　　杨荣文：希腊如果离开欧元的话，是不是欧元就能够解决，其他人的痛苦就没有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