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现在，对于欧洲市场而言，我们销售的仍然是来自中国的便宜的劳动力”；同样在过去的三年内，Jens已经给他的程序员们加薪4000到6000元不等

　　“我其实还没有从大学毕业呢。”34岁的丹麦人Jens Henne Hansen毫不掩饰他的学历问题：“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大学学了不到一年就来中国了，之后每半年一次回去考试。”

　　“那你拿到了学位后才来到中国？”

　　“恩……其实并没有。”他吐了吐舌头，伞边的雨珠低落在鼻尖，又瞬间滑落在衣领处，“虽然最近这里天气糟糕，但是我觉得呆在中国的选择并没有错。”

　　对于这个头脑中永远充满着激情和有趣点子的大男孩儿来说，这只是他简历中最不起眼的一笔。

　　放弃了在丹麦继续成为一个IT工程师的机会，他来到中国，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开始了属于自己真正的事业。

　　和2005年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相比，如今的Jens，已经拥有了两家公司。一家是专职做家庭报警系统的贸易公司，另一家是他投入大量心血的网站外包设计制作公司。

　　6年时间，斗转星移。Jens涉猎的领域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做的买卖不算很大，但已经足够让他带领近40个人的团队继续开拓贸易之外的市场。

　　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他的产品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市场上竞争，主要是因为中欧之间巨大的价差。

　　“这是我们过去几年最大的竞争优势。”Jens并不避讳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宣称，“即便是现在，对于欧洲市场而言，我们销售的仍然是来自中国的便宜的劳动力。”

　　他愿意毫无保留地宣称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并非出于大男孩儿般的天真，而是对自己未来的商业规划成竹在胸。

　　“但是我很了解，事情不会永远是这样。”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说，“所以，我也正在慢慢做出改变。”

　　Jens最早来到中国，是在1984年。Jens的父亲被总公司派驻到北京的一家奶制品公司工作，而Jens放暑假的时候，在他父亲位于北京饭店的办公室附近呆了近一个月。

　　那个时候的中国，改革开放带来迅速膨胀的生产热潮。那时候来到中国的老外并不多，Jens连英语也不会说，更不用说是中文了。但是，中国在7岁Jens的眼中，是一个神秘、安静而善意的国度。

　　5年之后，Jens又一次跟着父亲在北京住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个时候，中国在各方面的技术都很薄弱，我父亲以工程师的身份来到这里辅助生产，很受中国方面的欢迎。”Jens回忆道。

　　之后，Jens随着父亲的工作又在波兰华沙呆过一段时日。那时，正值柏林墙被推倒后不久，工业生产的热潮在Jens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机会太多了。”Jens回忆起曾经随着父亲在各国旅居的日子，不禁感叹到。这或许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业热情的最初动力。

　　这也是Jens当时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在丹麦IT网络维护工程师的工作的原因：“我觉得太厌倦一成不

　　变的生活了，想要换一个工作环境，想要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当时没有想到的是，15年之后，他会又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一年后，2005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获得了到中国交流学习的奖学金。这是他与中国真正结缘的开始。

　　2006年，一年的交换期到了。本应该回国继续完成学业的Jens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如今，我在北京有一个女朋友，我们生活得很好。”他眨了眨眼睛说，“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一夕得失，焉知非福。已近而立之年的他，决定选择一种和父亲不一样的、更加直接的做生意的方式。

　　从贸易公司起家

　　因为从小游历各国的经历，Jens一直在心中琢磨着各种能够做双边贸易的机会。

　　彼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五年有余，双边和多边贸易领域不断开放，来中国做贸易生意的老外越来越多。一开始，Jens找到了一个为一家外资企业做采购的工作。

　　借着工作便利，他几次来到深圳，和当地的许多生产厂家联系。他惊讶地发现，在深圳周边的许多中小型工厂里，每天生产出大量的质优价廉的产品，这些产品一旦销往丹麦，市场潜力肯定不小。

　　创业家的冲动让他当机立断，和一个中国人合伙，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最初，这家公司连个名字也没有，因为我们几乎什么都做，从女士用包，到电脑硬件，再到婴儿用的小风车等等。只要是中国这边生产的价格便宜质量还不错的产品，我们都以丹麦进口商的名义进口，然后转卖给当地的分销商。”Jens说。

　　生意渐渐做大了。Jens的货物贸易开始逐渐集中到某一个利润更丰厚的领域：家庭警报系统。

　　Jens说，这是一个在丹麦很有市场潜力的产品：将户主的手机与家庭警报装置联系在一起，一旦有入室盗窃等问题，户主就会接收到警报电话或短信，邻居家也将同时接到警报，而家庭警报装置将根据不同类型的房屋设计而进行个性化的定制。

　　2000年之后，北欧国家由于不断涌入的移民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住户对于家庭安全尤为重视，这使得Jens从中国带去的产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最重要的是，尽管他转手卖给丹麦渠道商的价格，刨去各种费用后，比从深圳小工厂里进口的价格要高出4倍，但是这仍然是丹麦市场最具竞争力的低价。

　　而Jens需要付出的，仅仅是在丹麦申请进口执照证书，同时支付产品价格1%-3%左右的关税，以及海上运

　　输费用。“和我们的获利相比，这些成本的付出完全是值得的。”他表示。

　　Jens的贸易公司越做越大，他在瑞典和丹麦分别注册了HomeAlarm公司，专门从事家庭警报系统的双边贸易。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贸易生意都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好做。中国的中小企业尽管有物美价廉的产品，却鲜有国际战略眼光，这让Jens的公司一开始在产品的配套设计上，费了好大功夫与深圳这家工厂沟通。

　　“他们的产品很不错，但是使用手册却怎么都没法看，翻译很糟糕。”Jens说，“一开始我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在重新翻译使用手册上，凡事都要事必躬亲才行。”

　　不过，随着这家企业做国际贸易的经验不断丰富，其在配套细节上的改进也让Jens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企业这几年的变化：“最近再看到他们提供的使用手册，我觉得几乎都完全不用改了。”

　　由于一直和一家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HomeAlarm公司逐渐在北欧打开了市场。即便在经济危机发生后，HomeAlarm的营收还是翻了一番，去年整体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今年10月份这一个月，他们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销售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