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刊文质疑5.4万亿元灰色收入数据

　　昨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刊登署名为王有捐的文章，质疑王小鲁对灰色收入的调查方法与结果

　　王羚

　　继本报7月26日刊登对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的专访文章《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后，有关灰色收入的话题，激起了较大范围的讨论。

　　昨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刊出署名为国家统计局城市司王有捐的文章，质疑王小鲁公布的“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规模在5.4万亿元”的调查结果。而王小鲁当日下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欢迎对统计调查方法的质疑和探讨，他同时表示，自己对于这一质疑“有话要说”。

　　灰色收入数据遭质疑

　　王有捐的文章题目为《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与王小鲁博士及其课题组关于调查推算方法的商榷》。

　　统计局网站特别声明：“凡个人署名文章，均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据了解，王有捐为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

　　文章称，自己在看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王小鲁的文章《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2010年7月26日)后，认为王小鲁博士课题组使用的调查和估算方法有值得商讨之处，其估算结果也有过高之嫌。

　　昨天下午，王小鲁在电话中称，前日已经接到王有捐的电话，并收到王有捐发来的文章。“我很欢迎对于统计调查方法有理性的质疑和探讨，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共同把统计数据做得更加准确。当然对于这个话题我是有话要说的。”王小鲁说。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王有捐本人。

　　根据王小鲁于今年7月份完成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下称“报告”)，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而这个数字，就是作者对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灰色收入规模的大致估计。

　　王小鲁说，这篇报告是体改研究会的研究课题，全文发表在《比较》(中信出版社)第48辑。

　　报告认为，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存在重大失真。最主要是关于城镇高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失真非常严重，关键原因是高收入人群接受调查及提供真实收入信息的意愿较低。

　　而王有捐则认为，王小鲁利用“滚雪球法”调查得出的结论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其调查城市和调查样本的选择方法也存在主观性。

　　王小鲁的研究报告使用的为恩格尔系数法，王有捐则认为，恩格尔系数法在当今的中国似不足以作为推断居民收入的主要依据。

　　他同时提出，报告通过外部数据验证隐性收入的严谨性值得考虑，而个别问题的问卷设计具有较为明显的诱导性。

　　王有捐承认，王小鲁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的方法值得借鉴。其关于居民收入统计存在遗漏现象的观点给统计调查工作指出了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对促进统计调查方法制度完善很有帮助。

　　灰色收入被高估？

　　此次报告出炉后，5.4万亿元的灰色收入一时引起社会热议。同样的热议发生在三年前，王小鲁第一次公布同名报告时。当时公布的隐性收入规模为4.8万亿元(按与第二个报告相同的计算口径，其中的灰色收入大约是2.7万亿元)。

　　根据王小鲁发给记者的报告全文，2009年的调查在全国19个省份(包括直辖市)的64个不同规模城市，以及14个县的县城和建制镇进行，样本家庭4909个，实际分析采用有效样本4195个。

　　调查采用的方法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法不同，让调查者找自己熟悉并了解其家庭经济情况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来做调查，从而取得居民收入和一系列消费结构方面的数据。但王小鲁说，在报告中对所采用的方法已有详细的说明，而王有捐所称的“滚雪球”方法概括得不正确，存在误解。

　　王有捐文中称，这些不愿意向统计局调查员透露自己实际收入的高收入人群会仅因为调查员是熟人就如实相告？这显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不相符，怕露富是常态，对熟人恐怕也是如此。

　　而就王有捐这段话的逻辑来说，似乎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高收入居民的收入确实被低估了，甚至在王小鲁的报告中可能也存在低估，这与王有捐认为灰色收入被高估的结论有些矛盾，却正与王小鲁的观点相符。

　　根据报告，为了消除受访者可能的疑虑，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在调查开始前向受访者提供了调查结果只用于研究的承诺和样本数据保密承诺。在调查方法上，也采取了若干降低调查敏感度和有利于获得真实数据的措施。

　　王小鲁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表示，他在研究中发现，某些家庭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其统计收入，这给他一个信号，一定存在着规模巨大的灰色收入。而近几年的两次调查证明了他最初的猜测。而常规调查，很难发现这些隐藏的灰色收入。

　　报告指出，调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调查样本直接推断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状况，而是在真实可信的数据基础上，推算收入水平与若干消费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

　　王有捐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不足以用来推断居民收入水平，因为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习惯存在差异。而王小鲁告诉记者，他在做数据分析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因素，包括王有捐提到的地区差异。这些因素已经通过技术分析手段剔除了，报告中体现的是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恩格尔系数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净”关系。

　　“他看来没有认真读我的报告原文。”王小鲁称。他同时表示，恩格尔系数法确实是一个新的探索，有人讨论争鸣都是正常的。

　　王有捐以房价为例，质疑王小鲁通过外部数据验证隐性收入的严谨性。他认为，房价收入比在中国的合理界限为3倍的提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记者详细阅读报告发现，报告强调的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

　　2008年，商品住宅销售2.1万亿元，2009年猛增到3.8万亿元。报告提出，如果按统计收入算，扣除贷款，这也远远超过了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全部收入总额。这是一个无法用统计数据解释的现象。

　　“唯一能够作出解释的是，部分高收入家庭的统计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收入，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被官方统计获得，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此外我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国外的经验，可承受的房价与居民家庭收入之比通常是3~5倍，但并没有说过‘房价收入比在中国的合理界限为3倍’。”王小鲁说。

　　根据王小鲁的调查，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等。

　　巨额灰色收入被认为是加大中国贫富差距、导致收入失衡的重要推手。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规范灰色收入被列为201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规范灰色收入”的字句在正式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删去。(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 汪时锋、孟斯硕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