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靠行政限价控制通胀是个坏主意

　　对付通胀的最好办法是提高生产效率、紧缩货币，而不是实行限价政策。

　　10月份CPI上升到4.4%，超过警戒线1.4%，此次通胀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因此对低收入阶层有巨大的冲击，贫困家庭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是整体通胀率的两倍。他们的工资上涨赶不上货币的贬值。

　　有些专家提出用限价等行政手段解决通胀，据报道，此次调控组合拳可能包括在价格连续上涨过快并超过限定幅度时，采取行政措施限制价格继续上涨；此外，在各省继续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对于资金炒作农产品的现象，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尤其是针对炒作玉米和棉花。今年5月，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称一旦确认为囤积居奇等行为，将进行多达5倍的处罚。

　　行政限价是计划经济式的愚昧做法。从来没有行政限价成功过。

　　不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处于经济滞胀期，有过两次价格管制，1971年8月到11月冻结工资金，1973年6月到8月管制油价，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尼克松管住了油价，却不能降低油品的需求与生产。如果把石油生产地的价格也管住了，那全球油价都会上升。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管住了所有的物价，代价是物资紧缺，所有的产品凭票供应，几张粮票就可以换得农民的一筐鸡蛋。

　　与尼克松所处的时代不同，目前的价格上升是热钱流窜的结果。热钱推高了资产品价格，而后推高了原材料价格，当大部分企业无法靠提高劳动效率消化成本时，不得不大规模提价，于是发生了通胀。各国央行发放的货币越多，热钱越是四处流窜，金融不稳定性随之增加。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尴尬局面：上半年还在防通缩，下半年不得不抗通胀；资产品价格刚到高位，转眼又发生暴跌。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期不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惹的祸，从美联储到日本央行，均难辞其咎。

　　目前的通胀压力由两股水流合成：一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二是货币发行量增加，要解决本轮通胀必须正本清源，一是提高企业效率消化源源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二是实行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给予市场非常明确的反通胀预期。

　　目前我国企业里面民企的效率其实是很高的，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还有待提高。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征税成本居高不下、行政开支易涨难收、大学毕业生钻头觅缝想当公务员，足以说明我国整体资源效率低。

　　如果政府效率与大企业效率大大高于货币的增速，我国的内部通胀就可以被平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相反，如果一些赔钱的企业不能提高效率，那么有多少新增财富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货币所稀释，外在表现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胀预期上升。而中铁建一个项目就可能赔出去41亿元人民币，需要国内填补黑洞，亏损的中铝控股了云南铜业，效率如何提高？

　　另一方面是我国的货币超发，2001年-2003年间，M2增速16.6%，GDP增速为9.8%，CPI增速为1.4%，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5.4个百分点；2005年-2007年超出2.8个百分点；2008年-2010年9月超出9个百分点。多年积累的超发货币，并没有彻底被资本与货币市场消化；加之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火上加油，使通胀预期一发不可收拾。

　　改革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让资金、资源落到诚信、有前景的成长型企业手中，剥夺骗子公司的行骗特权与低效公司的生存权；建立独立的负责任的货币体制，在外御热钱的同时坚决紧缩货币，中国的经济才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

　　2008年限价没有限住牛肉面的价格，现在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