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大衰退阴影下的美国走向

　　美国已然是世界领袖。当做惯了世界领袖后，一个显著的惯性就是，不能也不会像非领袖一样灵活地改变立场。这样阐述，就更容易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会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在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内选举考量作出对抗的姿态后，又能本着经济利益和市场价值迅速压抑意识形态而转向合作与友好，也更容易理解他不会像已然衰落的“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样，直接采取合作的姿态。商业利益和经济价值为其所欲，但绝不能放弃意识形态而拥抱一个“异类文明”的国家。

　　上周末最夺人眼球的除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外，其他的多是国际大事。媒体热议的新闻有以下几则：

　　G20韩国首尔峰会11月12日闭幕，发布的《首尔宣言》重申了合作的价值，比如就通货与汇率，“重新核实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于汇率合作的原则”，峰会还达成了《首尔发展共识》。一个小插曲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如何看待“（量化宽松）是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为美国自身利益服务”时，他略显尴尬。

　　11月13日－14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是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是“变革与行动”，主要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及多哈回合谈判等问题。其中，中日领导人的会晤很受关注。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2010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俄罗斯总理普京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跻身其中，排名第11。杂志编辑诺尔给出的评选标准是，“入选者都能让世界听从自己的意志”。

　　接连密集地在两个亚洲国家召开如此重要的峰会，似乎并不多见。借用《福布斯》杂志的表述，“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首脑齐聚亚洲，商讨世界难题和亚太发展大局。亚洲一下子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不论是巧合还是刻意，结合近两年来的观察，我们很容易得出的一个印象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正在重返亚洲。如果这个判断准确，那接下来的结论是，亚洲这个古老大洲的利益格局，也正在和必然会因这些变化而发生变化。对处在这个大洲中的各个政治实体或经济实体而言，准确判断并找出因应这些变化的策略，已属当务之急。尤其是同出大国的中国和美国，准确判断形势并作出正确的对策更为重要。笔者根据自己不全面的观察，试图得出以下几点判断，供读者参考。

　　1.美战略重心再返亚洲

　　从2010年美国在亚洲的一连串动作来看，其正在奉行遏制战略，或曰均衡战略，通过遏制某个国家或支持某几个国家，从而达到该地区力量均衡的目的

　　美国是在调整战略重返亚洲吗？当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首次全面阐述其亚太政策并称自己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时，相信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这一说法。然而，一年后的今天，相信很多人已经不再怀疑奥巴马当年阐述的正是其全新的亚太政策，不同于小布什的亚太政策。

　　对这一亚太政策作出诠释的正是美国一系列的外交事实：一年内，美国总统奥巴马两次出访亚洲（2009年11月13日起，其出访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出席新加坡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2010年11月5日起，他绕过中国访问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4国，出席日本横滨的新一届APEC峰会），并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国防部长盖茨等要员也频繁穿梭美国与亚太之间；同时，美国也开始高调介入亚太事务，比如韩国天安舰事件，美国派遣航母高调威吓朝鲜，比如希拉里积极涉足东盟事务（2009年7月22日，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声称介入中国南海争端解决议题，再比如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一改过往的暧昧态度，声称《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军事上，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驻军，把战略重点放在同属亚洲的阿富汗，或许还有伊朗，身后留下一个爆炸声不断的巴格达。

　　尽管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一再否认美国的举动意味着美国亚洲战略的改变，并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和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没有冲突”，但是包括一些美国学者在内的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说辞。亚洲这块旧大陆呈现新变化之时，更是美国亚洲政策调整之日。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和日本，还有潜力巨大的印度，都值得美国为之投入更多战略资源。事实上，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从2010年美国在亚洲的一连串动作来看，其正在奉行遏制战略，或曰均衡战略，通过遏制某个国家或支持某几个国家，从而达到该地区力量均衡的目的。美国的外交实践告诉我们，美国不希望亚洲有个强大的国家，相互牵制的亚洲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这也是美国今年来拉拢日韩、在领土问题上支持东盟和印度的主要原因。

　　美国通过挑起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进而围堵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借围堵迫使中国在经济上让步，为美国自身走出经济困境创造更好的条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这波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都被拖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各个国家都在设法寻求早日脱困之路。这其中，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被美国认定是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美国采取美元贬值和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手段，而事实上人民币也确实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了——从汇改以来已累计升值超过20%。尽管如此，这一升值幅度并未达到美国政治家的期望范围，为了让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等领域作出更大的让步，美国选择了围堵和均衡的策略。

　　2.内部困扰的外化倾向

　　内部危机外化，或借助外部利益来弥合内部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缝隙，是美国天然的路径选择，而这个选择很容易把美国导向逻辑困境

　　尽管作出重返亚洲战略决策的奥巴马是个生于夏威夷长于印度尼西亚的非洲裔美国人，但他的外交政策仍是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的延续，二者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二战结束，奉行孤立政策的美国领导人得出的教训是，正是其对国际事务的纵容导致一战后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从而给全球带来新一轮的战争（美国人忘了19世纪末对华所采取的武力以及与其他大国合作的策略）。为此，美国更多地介入全球事务，并把其国家利益的重心推延至全球，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依仗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攫取更多的利益。

　　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体现的正是这一国家理念。作为一个在全球都有其战略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早已把外交事务置于内政之上，这从国务卿的工作职责即可看出。尽管美国赋予国务卿主管外交并兼管部分内政事务，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发现，美国国务卿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上。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就是其内政，同时外交又在某种程度上灵敏地折射着内政的咸甜冷暖。

　　观察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可知，美国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来源于两点：美国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超越其他国家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这也是美国能更有效地聚拢全球资源的根本所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美国享受着人才蜂拥带来的溢出效应。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一旦这两个基础受到内部或外部的考验或挑战时，美国就必须想办法来弥合挑战带来的缺口。这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不能忍受漠视其价值观而取得的成功，更不能忍受其综合国力受到来自别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