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稳定物价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以食品价格上涨为标志的通胀与资产泡沫不同,后者影响的是货币供应量与投资者,而前者影响的是食品支出占据收入一半的40%左右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威胁社会安定。

　　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从十六个方面着手稳定物价。决策层试图从四个方面稳定物价:一是增加生产,二是降低成本,三是将中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补贴与物价挂钩,四是实行首长负责制。

　　稳定物价的决心必须辅之以有效的手段。此次物价普遍上涨是货币超发与体制性痼结相互激荡的结果。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增加生产不是最好的降低物价的手段,建立长期的可预期的货币发行体制才是釜底抽薪之术。

　　此次物价上升的背景是,包括今年在内,我国连续七年粮食丰收。很明显,此次粮价上涨不是因为粮食歉收,而是在成本上升、物价上升的预期下,农民与中间商被迫抬价、竞相惜售的结果。一个月不到苹果收购价每公斤上涨五毛,大蒜价格两年上升十倍以上,不惜售才是咄咄怪事。在成本压力与货币超发压力之下稳定物价的关键举措,是在稳定生产的同时稳定货币与成本预期,严格抑制货币的恶性超发,以避免物价在成本压力之下轮番上升。

　　物价轮番上升也是我国市场分割的必然结果。市场化三十年,我国形成的是各自占山为王的小市场。

　　《通知》提出绿色通道制度:从今年12月1日起,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事实上,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成本十分惊人。各类产品物价的20%-40%属于物流成本,而美国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为什么中国企业热衷于出口？除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的货币、税收等政策外,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分割的市场、高昂的中间成本与扭曲的定价机制,与国外高效的定价机制、低廉的物流成本相比,体制性劣势过于明显,这成为企业眼光向外的重要诱因,最终反映到价格受控制的农产品领域。

　　农产品价格上升,是我们反思制度双轨制、摧毁山头林立的地方小市场的重要契机。

　　此次十六项措施中最亮眼的一条是,回应了各方呼吁已久的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我们应该为这一着眼于“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的办法鼓掌。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