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善款的“对赌”

　　曹德旺向中国扶贫基金会发问，“我就是博弈的理念，我有3%的管理费，你有本事来拿吗？”

　　　　2010年11月30日，倒计时最后一天。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区共92150户灾民，每户获得善款2000元。

　　而此次庞大的公益活动之后，是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6个月之内，让西南五省区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曹德旺父子的2亿元捐款，差错率低于1%，管理费用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

　　1月12日，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此次捐助达到了预期要求。

　　曹德旺顺利捐出两亿，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证明了自己的公信力。在公益界人士看来，这更像是一位企业家挑战行政主导的公益行动的实验。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话说，“这是企业的公益问责。”

　　“做慈善和企业管理是一样的，必须上手腕，先跟你讲清楚我要做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由谁来做，做好了怎么讲，做坏了怎么处理你。”曹德旺对本报记者表示。

　　6个月9万农户

　　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和四川五省区市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创下国内最大的一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自来到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包括：资助92510户灾民，每户2000元，在当年11月30日前，分布在五省区市的农户要足额收到善款，否则曹氏父子将收回这笔捐助。

　　“我仔细阅读了协议书，他（曹德旺）对基金会如何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是把钱捐出来就算了，还要选择有执行能力的机构去执行，而且亲自参与执行过程，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当日的会议上，段应碧评价说。

　　面对这样的协议书，段应碧自云心头有点打鼓。从福建回来的飞机上，他和基金会的同事讲，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的问题，做起来比基金会其他项目难度大。

　　将2亿元发到近十万个农户，从五个省市区选出真正有困难的受灾户，同时怎样保证这些钱不被截留，能够直接送到这些农户的手上，成为基金会必须考虑的问题。

　　2010年5月2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武定县狮山镇前山村调研时，问及该村村民小组组长：“如果我们给你们26户资助名额，可是你们村有30户人，该怎么办？”

　　组长答曰：“首先我自己不要，然后再动员3个老党员、老干部不要，剩下的26户都给”。工作人员再问：“如果只给15户人，而且不允许你们拿到钱后又私下平分，该怎么办？”。组长沉默片刻答曰：“这钱我们不要了”，理由是“不好分，得罪人”。

　　最后，基金会在方案中决定，农户家里有人拿工资的不给，家庭年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不给，按照这些标准，村里有多少符合的就资助多少。

　　此外，基金会决定，“不让地方政府碰到钱”，直接从扶贫基金会打入老百姓账户中。

　　这一设计，在地方政府中引发争论。比如当地提出希望先把钱打到省信用社，再发给农户。最后基金会没同意。“如果信用社过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哪怕滞留几天，这么大笔费用，难说不会出现问题。”一位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后，扶贫基金会坚持要把钱直接打给农户，为每家直接办理存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基金会的工作量骤然上升。

　　“幸好到去年10月30日项目就结束了，我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作为会长我是满意的。”段应碧认为，曹德旺派人全程监督，是项目能够完成的重要原因。“我也希望以后的捐赠者都这样，不光把钱给我们，也要监督我们怎么用。”

　　项目管理费不超过3%

　　双方协议规定，项目完成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项目管理费3%，按照总额计算，管理费用不超过600万。

　　3%的经费比例，是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对慈善成本的考量。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所筹资金使用情况有明确规定，基金会从捐赠资金中列支的管理费用不得超过10%。

　　“我就是博弈的理念，我有3%的管理费，你有本事来拿吗？你没有本事就不拿，我计算过，大概这个费用可以运作项目，也是考验基金会是不是在费用控制上有这个能力。”曹德旺说。

　　在项目支出中，对于执行机构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名额提供2元/户和5元/户提供执行经费支持，以9万户计算，支出近65万。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介绍，整个项目实施3%的管理费，低于以往项目费用，基金会制定了详细预算，严格控制成本。

　　在志愿者经费方面，按照预算标准，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为1800元，这对于路途遥远，工作时间较长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外，食宿费用就显得比较紧张。

　　为了节省路费和住宿费，多数志愿者住在乡镇的小旅馆中，首选交通工具也是公交。

　　“整个过程当中投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有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同时在四川大学512名大学生志愿者和20多名社会志愿者，五省扶贫办有专门的干部盯这个事，加起来我相信执行人员应该超过1万名。”陈红涛说。

　　“慈善项目管理费，法律上规定一般是不超过10%，3%的规定过于严格，对于其他项目来说没有借鉴意义。基金会接这一单就是为了声誉，要做出品牌，因为企业家向基金会挑战。”长期关注慈善事业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

　　扶贫基金会在执行报告中认为，工作经费不足，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进而影响了他们执行项目的积极性。为了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些乡镇也自己想办法筹措相应工作经费，对村干部进行补贴，最典型的是云南省寻甸县金源乡政府，对村干部给予10元/户的工作经费。

　　但杨团仍认为，3%经费比例要求，不见得会形成示范效应。“单笔捐款额度很大，提取3%从总额上确实不少，但额度大，发放的面也宽，有很多工作要做。非常明显的就是，善款支出3%，政府给你加了起码3%，因为基金会用NGO的方式动员了各地政府配合，有很多成本是被行政费用消化了。”

　　据何道峰介绍，目前基金会自己做项目的花费基本在4%左右，“但是我愿意收10%，10%和4%之间省下来的钱可以壮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力量，企业家算他的账，基金会也要算账。”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认为，这个项目本身由于有大量的政府的投入，而且政府的投入不计成本，所以3%可以维持下来。但是一般情况下3%的标准比较低，一般业内的标准是8%-10%，因为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全都饿死成了英雄。

　　透明才能可持续

　　3年前，国外捐赠者占据扶贫基金会捐赠额度60%以上，而且这些企业全部要求基金会问责，在合同上有明确而具体的条款。现在国内企业捐赠慢慢多了起来，也有了像曹德旺父子这样较真的捐赠者。

　　“我们就希望看到来捐助的企业是较劲的、有条件的、跟我们算账的。”何道峰说。

　　曹德旺也坦言，曹德旺父子、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推进项目实施，单靠一方很难做到。

　　民间社会如何推动强势政府的透明与问责，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如何建立，这个项目提供了启示。曹德旺两亿善款顺利捐出，提供了社会各部门协同提供公益服务的案例。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项目完全交给政府肯定不行，没有政府参与也不行，重要就在于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制度设计，让政府参与进来。

　　“这个项目创造透明共赢的公益模式，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对捐赠方透明、对受益方透明、项目资金流向透明，通过追踪能够看清楚公益项目应该怎么样做。”何道峰说。

　　扶贫基金会在报告中认为，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促进政府透明，提高效率，这是三方共赢的合作而社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据康晓光测算，这个项目如果由扶贫基金会自己做，它的成本应该要增加两倍到三倍。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大量的成本实际上由各级地方政府分摊了，而且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青基会有自己一套成熟的业务主管单位体系，除了这两家之外找任何一家，绝对不敢接这么大的项目，即使再给10%的成本也做不下来。

　　一直跟踪这个项目的杨团则认为，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展示了透明度和公信力。“扶贫基金会敢于用最好的策划，和包括志愿者的全体努力，在非常苛刻条件下接受挑战，而且做得很出色。”

　　“这再次向社会证明，中国存在着值得信任的公益组织。”何道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