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争议三大重点 变从量为从价成业界共识

　　备受关注的资源税改革的时间表已经敲定。

　　近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资源税改革将在“十二五”期间全面铺开。

　　“尽管谢部长并没有进一步披露此次改革的内容，但根据财政部在2010年的工作要点来看，所谓全面改革，可能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改变征收方式，提高税率和拓展税目范围。”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专家对本报透露。

　　据他表示，目前，比较确定的是征收方式的改变，至于新税率的确定和新税目的扩大，由于在技术上牵涉范围甚广，目前还未确定。

　　改革时机

　　“资源税改革的影响和意义，要远远大于环境税改革。”

　　尽管资源税改革酝酿多年，已如“在弦之箭”，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对这项改革在“十二五”期间能否推行表示疑虑。

　　本报记者了解到，关于资源税改革的提议从2004年起步，但六年下来，反对者都以时机不当为由，反对全面改革，导致改革计划未能全面展开。

　　“这种时机论我认为不成立，”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记者强调，“最重要的是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他指出，这种时机论很有市场，“比如现在热议的环境税改革，和资源税改革一样。不少反对者就以现在正值通胀为由，反对推行环境税。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真是考虑对价格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之前没有通胀的时候，不推行改革呢？”

　　“资源税改革的影响和意义，要远远大于环境税改革。资源税改革体现的是前端治理的思路，而环境税反映的是末端治理的理念。”一位长期关注资源税的环保专家对记者分析，“如果在前端提高资源的价格，可以迫使企业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既能节约污染物控制的成本，也可以从源头解决污染物协同控制的难题。”

　　改革重点

　　由“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已基本成为业界共识。

　　现行的资源税征收依据，主要体现在1993 年年底国务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确定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七种资源产品的征税范围，提出了按照资源产品的销售量征税，并为每一个课税矿区规定了差别化的适用税率。

　　但这一规定存在税目范围过窄、征收方式不科学、税负较低、税款归属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因此改革呼吁持续不断。

　　其间，也有一些局部的改革。如2004年和2005年先后对5省区和12省市区煤炭资源税单位税额进行了调整，并在2006年开征了石油特别收益金；2010年6月1日起，又启动了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

　　“但这些改革只是局部改革，未能触动资源税改革的整体问题。因此，进一步改革非常必要。”林伯强对本报表示。

　　在整体改革上，首先是改革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已基本成为业界共识。这种改变，主要是基于某些资源产品如石油价格不断翻番，而资源税按照“从量计征”的方式，无法体现出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市场价格的变化。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变革存有异议，认为变革方向应为上述两种征收方式的结合。“这要看这种资源产品的价格是不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比较稳定的话，确定合适的税率，按照从量计征的方式也并无不当。”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许文对本报分析。

　　第二个改革重点是税目。学者认为，一次性将所有自然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改革的力度过大，实际操作复杂。“土地、水和森林资源的稀缺性已经得到社会公认，而且各国有成熟通例可以借鉴，因此将他们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既必要也可行。”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海峰对记者说。

　　但许文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理想。据其透露，在近期改革中，新增上述税目的难度很大，税目增加会十分有限，具体增加哪些税目尚未确定。

　　和税目相比，提高税率的改革难度会更大。难度一方面源于技术层面，提高税率，多高才算合适？不仅有该税率与该税目下的其他税费之间的平衡问题，还要综合考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难度的另一方面来自某些能源产品价格的非市场化。现在流传的方案，是要将资源税的征收比例提高到煤炭销售价格的10%，而现有的征收方案，其税负比例仅为价格的1%左右。

　　“这让煤炭企业压力很大，煤炭企业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在现有的市场煤计划电价的体制下，无法转嫁。”一位煤炭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此分析来自企业的阻力。

　　在税率确定原则上，邓海峰建议，适当提高税率标准，宜采取浮动税率，“由中央确定某个资源品种的税率范围，由地方政府在该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征收标准。”

　　此外，资源税归属也亟待改革。“现行资源税，根据分税制的规定，名义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但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其它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许文介绍。

　　邓海峰认为，这不利于中央对地方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应改为共享税，确定分成比例时以地方优先为原则。

　　他还建议，对承担着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的资源输出地，在提高资源税比例的同时，应以生态补偿制度予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