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具里程碑意义

　　马光远 学者

　　春节刚过，各地的“民工荒”再次出现，和以往不同的是，历来作为农民工输出地区的中西部也加入了对农民工争夺的行列，这使得东部的用工缺口尤甚以前。

　　东西部争夺农民工，这在近现代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很多人对此的重大里程碑意义并未给予高度关注。目前关于此事的解释大体有三大理由：一是不少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二是东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差距在缩小，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也就是说，东部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已经丧失了区域竞争的优势。三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日渐趋近，农民工的总体供应逐年递减，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高峰时供应量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我们认为，如果将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仅仅归因于产业转移、工资地区差距的缩小和人口红利的丧失，恐怕低估了其对中国经济的重大意义。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的出现，和当年小岗村的变革一样，既是农民救自身之举，更是通过他们的“私力救济”行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举动。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更多地折射出东部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滞后。在西部发挥“后发优势”追赶的过程中，东部多年来却依然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尽管多年来，学界、业界都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吁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但事实上，由于路径的依赖和各地投机取巧，乃至于忽略农民工基本诉求的侥幸心理，东部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

　　但是，农民工自身的“升级”走在了东部产业升级的前面。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相当一部分从小跟着父辈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存，身上既有父辈留下的痕迹，更有彻底摆脱父辈们艰难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很显然，这是一个身份与思想割裂的主体，他们以农民的躯壳，怀揣着城市人的梦想，对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意义不是在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的企业里谋求养家糊口。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劳动技能甚至比部分大学生都要强。对他们而言，就业已经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在企业薪酬很低、工作环境很差的情况下，他们会主动有意识地做出其他选择。

　　就此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民工荒”事实上成为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有希望的自发性力量。其实，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本质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时下利益博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政府的强制性政策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成效不会太大。而只有这种自发的、结构性的变迁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重整。除此之外，西部通过这几年的追赶，通过复制东部的发展方式，使得东部在农民工争夺方面有了竞争者。这种竞争的倒逼，将使得东部要么放弃目前的发展模式，要么彻底被西部超越。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前几年对劳动法和农民工工资的疯狂叫嚣，就是例证。

　　当然，中国的农民工“升级”还有很大空间，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排名里，中国的劳动技能仅排在第59位，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高端产业工人的供应结构。一个正常的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是一个纺锤形，也就是说高级技工占35%，中级的占50%，低级的占15%。但我们现在最大最底层的部分是非技术人才，在技术人才中，45%是中级的，低级的也是40%左右，剩下的才是很少一部分的高级技工。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工在经过观念和身份的升级之后，立即将进入产业技能的升级，而这种升级本身将成为最终逼迫中国产业升级的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这种变化。

　　东西部对农民工的争夺会更加猛烈，这是肯定要写入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