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后，民工“争夺战”硝烟四起

　　41岁的四川仁寿县农民工黄彬穿着黑色皮夹克，面容整洁。凭着一手木工活儿，他目前在当地建筑工地打零工，平均每月能挣五六千元。黄彬说：“我对自己的收入挺满意，打算将来就在本地打工，不出去了。”

　　西部农民工在本地就业，这是很多东部企业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近来，面对新一轮“用工荒”，各地民工“争夺战”硝烟四起。《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各地采访，探寻民工“争夺战”带来的新问题。

　　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失序考验

　　一家鞋厂的老板宋超告诉记者，县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互之间已经开始“挖墙脚”了，挖的对象就是普通农民工。

　　黄彬不愿外出务工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养老的考虑。他说“我在仁寿县买了新农保，等60岁以后，每月都有养老钱拿。要是我出去打工，就没办法继续买新农保了。我不会去外地打工。”这在当地用人企业和劳动部门听来是个好消息。

　　就在几年前，仁寿县劳动部门还在为帮助农民工寻找岗位而发愁，如今，却是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招人。今年春节后，四川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帮助招商引资企业招工，纷纷聘请中介在成都火车站对出川农民工进行截留。据他们介绍，一些大型企业在招商引资时，就将“政府帮助招工”作为投资建厂的一个前置条件。

　　面对西部省市开展的“截流”行动，东部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入地也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组织下开展了“争夺战”，有的东部城市组织数百辆长途汽车，到中西部劳务大省“接回”农民工。

　　一些主管部门和专家担心，由于对“招工难”的预期增大“农民工争夺战”日趋激烈，而本应由市场机制正常调节、配置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招工难”的压力下逐步失序。

　　金堂县是四川省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县，当地有大批外出务工人员长年在东莞打工。《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金堂县采访了解到，为了缓解当地用工压力，今年春节前，当地相关部门组成代表团赶赴广东东莞，对这个县外出劳务人员进行慰问，并在当地媒体上刊载广告，宣传该县产业发展状况，号召本县农民工返乡务工。

　　“争夺战”不仅表现在东西部之间，还表现在企业之间，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失序考验。在金堂县采访时，一家鞋厂的老板宋超告诉记者，县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互之间已经开始“挖墙脚”了，挖的对象就是普通农民工。作为金堂县的政协委员和鞋业协会会长，他准备请县长出来调停。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提醒说，劳动力市场说到底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招工难”、“民工荒”这样的市场信号，有利于产业的重新布局和升级换代，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净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行为，而不应大惊小怪，甚至越俎代庖。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去年有了小孩，我们就决定回四川，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根，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广东人。”

　　目前，西部地区工资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缩小，这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劳务输出地区农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四川籍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对今年的工资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

　　眉山市仁寿县是四川省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据劳动部门了解，目前，仁寿县的回乡过年农民工中，有1万多名农民工今年不愿意再到东部地区打工。仁寿县劳动局就业中心主任刘刚说：“工资是一个问题，这几年东莞的工资还比不上成都的工资，总体要低三五百块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除工资之外，“家庭”和“归属感”这些过去在农民工身上往往被忽视的因素，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民工选择就业、乃至选择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到农民工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老人，甚至愿意放弃过去在外务工积累下的资历和高薪酬，转而留在本地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正由“经济人”回归其“社会人”的本来面目。

　　在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经济参考报》记者见到了在深圳打工12年的村民黄华。他告诉记者：“虽然在深圳一个月能赚4000多块钱，但是不能在年老的父母亲跟前尽孝，心头觉得很愧疚。长期不在家，老家房子也垮了。这次回来先把房子盖起来，好好照顾父母，哪怕工资少一些也没关系。”

　　杨龙娅两口子是四川简阳人，他们一再向记者强调“归属感”：“在东莞、深圳的电子厂打了这么多年工，也习惯了广东那边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当地人，心是飘着的。去年有了小孩，我们就决定回四川，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根，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广东人。”

　　“要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超过80%的受访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乐”对自身幸福感受的影响，多数人不再认同和接受父辈们“低收入、高强度和较差工作环境”的生活。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经历了30年发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了务工人员总数的半壁江山。数据显示，2010年四川省2246万务工人员中，新生代占到一半以上。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23岁的四川宜宾小伙子林涛向记者坦言从沿海回四川之后的不适应“这里虽然工作岗位多了，但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很多企业用工都不规范，该给工人买的保险不买，有的老板还要扣押工人的身份证。”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价值、生活质量要求更具有现代性。22岁的眉山市万胜镇农民工梁义德告诉记者“我参加了光纤安装培训后现在在省内一个月都可以拿到1800块钱。对我来说吃饱饭不成问题，家里也没什么负担，但工作一定要能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四川省社科院组织的对2500多名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乐”对自身幸福感受的影响，多数人不再认同和接受父辈们“低收入、高强度和较差工作环境”的生活。

　　“我的标准是每月至少2000元。有些招聘企业开出的工价很高，但是一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的活，周末还要加班。这些企业招不到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林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