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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捐款两亿提最苛刻条件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9日 08:1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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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万名西南贫困百姓领到了曹德旺捐助的2000元“救命钱”,曹德旺对这个项目的过程和结果表示满意。

  为了把管理成本控制在曹德旺要求的范围内,项目工作人员没有配备越野车,经常步行走山路下乡。

  文/本报记者肖欢欢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较真的慈善家:

  “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们基金会的项目一般都是秘书处负责执行的,会长很少参与、具体执行。这次我们会长亲自出马,足见重视程度。”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告诉记者。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史上最苛刻”: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和时间赛跑: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超低管理费: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真实成本不止3%?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他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昨天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体原则是‘能省则省’”。

  曹德旺简历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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