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庶民

　　记者李庶民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不过，最近似乎又有了新的解读———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收紧、货币政策回归常态，造成银行信贷投放减少，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因此质疑货币政策“超调”，事实果真如此吗？

　　近年来，各界人士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探讨不计其数，不过，众说纷纭之中，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似乎存在矛盾之处。比如，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到底是一种互利共赢的经济行为，还是一种慈善性的道义行为？如果是出于盈利目的的经济行为，那为什么很多银行总爱把支持中小企业当做“履行社会责任”的业绩来宣扬？如果是“赔本赚吆喝”的慈善行为，那为什么很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常从“转变观念”、“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角度来劝说银行扶持中小企业？换言之，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到底图什么？

　　把经济与政治两重因素搅在一起，似乎有点让人迷糊，不过，现实国情中经济与政治的微妙关系，确实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密切相关。经济与政治哪个更重要？一方面，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心一意谋发展，显然，经济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现实中每当政府官员表示对某件事情的重视时，又总是强调“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或强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似乎还是政治比经济更重要。

　　中小企业为什么融资难？企业的“大”与“小”只是表面，而背后所有制的“公”与“私”才是关键。一个事实是：中小企业大多是私营企业，而大型企业多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正与现实中经济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密切相关。

　　在经济方面，与大型国企相比，中小企业明显缺少赚钱效应，而且风险更大，银行自然没有动力支持中小企业。但问题是，中小企业为什么不赚钱？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不恰恰是国有大企业缺乏活力、效益不高，而以个体户、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焕发了巨大活力吗？但从上世纪末以来，大型国企一方面通过改制重组、下岗分流等方式甩掉不良资产和历史包袱，另一方面牢牢把住垄断领域，获取巨额利益，而中小企业在“国进民退”、政府税负、人力成本等挤压下，越发缺少生存空间，盈利水平下降。

　　在政治方面，目前仍存在对中小企业的某些偏见和歧视。目前，国有大企业负责人仍具有“官员”性质，政府对国企的人事任命有发言权，国企领导与政府官员也时常相互调任，因此，在一些官员心中，民企是自主发展的，在很多问题上可能“不听话”，而国有大企业才是“自己人”，“亲儿子”，更加可靠。而银行特别是一些地方性金融机构，虽已是股份制运作，但在对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方面，很多时候还是要给地方政府一些“面子”，而不能完全独立决断。

　　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要从上述体制机制问题着手。经济层面，就是要让中小企业更赚钱、更有效益，从根本上让银行主动自愿地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两个“36条”，打破玻璃门，让中小企业与大型国企平等竞争，同时，在税收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减负。同时，政府、金融机构要建立小企业培植、培训机制，让小企业建立健全账本，规范财务，还要创新小企业贷款、担保等机制，逐步满足小企业的合理信贷需求。

　　我们从危机中走来，如今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实属不易，这是艰难权衡的结果。当年部分人士对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质疑言犹在耳，如今，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又有人质疑货币政策“超调”。任何政策都有利弊，货币政策宽松一些，中小企业的钱袋子或许也能宽松一些，但大企业、融资平台的钱袋子将更加宽松，这其中的“跑冒滴漏”就可能更多。货币政策并非不可以讨论，不过还是应该多一些长远眼光，不能看到通胀，就指责“过度宽松”；看到融资难，又指责“超调”。分析宏观经济，需要多一些“定力”，少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急躁，不要指望包治百病的药方，而要耐下心来多解决一些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问题，这才是解决包括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内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