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张铁

　　公众对首都机场高速等路桥收费的关注，并不仅仅是收多少钱，而是在切实维护对涉及自身利益事务的知情权、对公共服务的监督权。

　　坐飞机来北京的人，大多对壮观的“收费国门”——仿古式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印象深刻。从1993年投入运营算起，这条高速公路收费已有18年。近日，这条全国通行量最大的机场高速宣布，将于7月1日起再次调低收费标准，进京方向取消收费、小汽车收费降为5元。

　　降低收费减少公众出行成本，保障公众交通权益，部分的“还路于民”，自然是件好事。但是，对路桥收费问题进一步的探求和追问，不能止步于这件“好事”。

　　像所有收费路桥一样，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的依据，也是“收费还贷”。机场高速修建时，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其余4亿是国家财政出资。然而，2008年审计署通报，到2005年底这条高速公路收费已达到32亿元，按降价之前的标准，到收费期满的2026年，还将收费90亿元。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政府还贷公路“还清贷款、还清有偿集资款的，必须终止收费”。这样的巨大落差，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对于“收费还贷”的想象。

　　机场高速收费的超出想象之处，还远不止于此。据媒体报道，在收费3年多之后，北京市于1997年将这条公路由政府还贷公路变为经营性公路，重新批准收费30年。两年后，北京市将路权划拨给国有企业首发公司，由该公司进行运营管理，独享这条公路的收费利益。这样的性质变更，依据何在？相关部门和单位也从未示人。

　　这种种收费上的“超出想象”，足以抵消掉降低收费给公众带来的利好。由谁来收费？收费期限应该如何计算？收取的费用去向如何？相比降低收费，回答好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乎公路收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真正决定着公众的“过路权”。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黑箱状态，也是路桥费违规行为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相关法律已经明确规定，要公开收费站名称、审批单位、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期限。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公路收费的流向和监管，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从法律上说，收费收入的流向，应该是本明白账。根据“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公众理应有更进一步的知情权。

　　知情权的背后，是监督权。如果高速公路收费的成本、受益，甚至经营者等，都处于暗箱状态，监督自然无从谈起。所以，公众对首都机场高速等路桥收费的关注，并不仅仅是收多少钱，而是在切实维护涉及自身利益事务的知情权、对公共服务的监督权。

　　日前，五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面清理公路收费种种违规行为。但要真正破解开执行瓶颈，恐怕还需要更多努力。其中，公众和社会的参与必不可少。而在这一过程中，公开透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将是一项最基础、也最艰巨的工作。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