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层的咖啡厅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谈到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拆迁纠纷时，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感觉，思考片刻后，他选择用“amazing”，而在接下来我们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又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英文单词。

　　Amazing，在英文中更多地用来形容令人惊叹的事情，在我看来，它很适合我们谈话时身处的这家酒店，至少在它建成时的上世纪50年代。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花园式酒店由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并以其恢宏的规模和独特的中国味道被载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册》。“友谊”两字透露出它在当时所要招待的对象--在京的苏联专家们，今天，这家国有的酒店已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黄亚生在使用“amazing”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时，并不仅仅是赞叹。因为当他用它来形容自己对制度的缺陷、有些国民的愚钝以及某些精英的荒谬等话题的看法时，语气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不解和遗憾，虽然他谨慎地将“amazing”翻译成语义色彩比较中性的“不可思议”或“不可想象”。

　　除了像黄亚生这样的外籍人士，如今友谊宾馆的客人主要是那些来京旅游或办公的国人，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权力释放，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迅速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也有机会享用以往外宾才能专享的服务。落座不久，刚刚还人影稀落的咖啡厅渐渐拥挤起来。人们衣着考究，但交谈的方式让人感觉这里似乎不是一座四星级酒店的咖啡厅，而是一家普通的中式餐馆；每当隔座那位拿着手机打电话的男士的爽朗笑声响起，我都不得不把录音机放得离我的采访对象更近一些。

　　上一次见到黄亚生是两年前，2009年的8月，次贷危机发生整一年。当时，中国经济在政府采取的强力刺激政策下，率先出现复苏的趋势；而美国政府仍然被瘫痪的金融体系和高失业率拖得焦头烂额。2010年整整一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话题，一种声音认为，历史的终结也许不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以国有企业、强势政府以及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面对依然强劲的GDP数字，那些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驱动经济的做法抱以忧虑的学者不得不尴尬面对乐观者的嘲笑。

　　黄亚生即是如此。明确对中国经济表达悲观态度的他也常常因此被他的西方同僚们称为“黑马”。其实在危机之前，黄亚生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忧，他认为虽然当时的GDP增速已达到11%，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而在危机发生后，黄亚生从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看到了更大的风险，“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

　　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急速攀升，这样的忧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同样的，关于“中国模式”，他的观点和两年前相比仍未改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实际上，早在他于2007年起笔、2008年写就的那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这一切都已经被讨论过，他的结论也早就得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那些普世原则。

　　然而，在黄亚生看来，在中国一些东西过于有“特色”了，甚至会让任何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觉得“不可想象”。他强调自己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他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走回头路，即使慢一点。但他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正在受畸形制度和特权阶层的侵蚀。

　　他半开玩笑地说，“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亚生最近都在忙一个新的调查项目，“我现在开始研究人，以前研究制度、政策，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多去注意一下人力资本的心态，甚至心理，看看一种特定的体制到底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如何影响他的行为。”

　　“中国模式”有误导性

　　记者：最近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但对于“模式”是什么每个人说的都不同，比如你侧重于历史的方向和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侧重于经济或政治的运行和治理方式，大家争论的焦点好像不一样。

　　黄亚生：我觉得还是有真正的争论的，说白了，就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还是受国家管控的、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烙印的制度更加优越，这是一种理念上的争论；从时政角度，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辩论很有意义，因为金融危机以后，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成功以及躲过金融危机是因为政府和政党制度起了强大的作用。但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三年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效率的损失以及大的投资项目造成的巨额负债。不仅是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举债，数字很惊人，如果把这些算为公债，那么中国的政府负债很可能高于美国。美国的政府负债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但私人负债减少了，所以国家整体负债并不是很高，所以我对美元非常有信心。

　　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很极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不是过于乐观，就是过于悲观。过去他们觉得美国就要崩溃了，中国马上会变成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你看，“中国概念”也就维持了不到一年，现在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成功的方面，中国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失败的方面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影子，所以严格来讲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我最近刚去巴西，跟那里的学者讨论“巴西模式”。这个国家有段时间GDP增长达10%，也有一个强大的政府。1970年代，遇到西方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情况很像，巴西采取了“国进民退”，从此以后一直到2003年左右，巴西经济一蹶不振。中国跟巴西相比有一些优势，教育水平、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还有一个是中国有大量的外资，所以中国可能不至于达到巴西的地步。

　　但是中国并不需要达到GDP2%才证明失败，只要回落到5%-6%，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从数据来看，即使是“文革”期间，中国的GDP增长也是3%-4%，现在有这么多的外资、外贸，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30年高度增长的基础，增长却只比“文革”时快50%，并不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现在本应该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东亚国家除了朝鲜和中国，都是1万到2万美元，我们现在却只有4000美元。所以，我们的经济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贫穷经济，虽有增长但是经济水平还是很落后的。

　　记者：你是说“经济繁荣”这个词不太适合用来形容中国这三十多年？

　　黄亚生：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就，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经过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现在还有一亿农民没地、没收入、没有低保？在中国，微博上动不动就爆出有自焚的，甚至一家人集体自焚，我每看到这种消息，就像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一样，但是好像在中国，自焚、拆迁什么的就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而已。

　　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我们古代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现在经济却搞成这样，哪里要拆迁，推土机就过去，甚至调动警察，这真是很amazing的事情。不用说在美国、欧洲这样法治完备的地方，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那么，中国未来的模式是？

　　黄亚生：我不是特别在乎什么西方、东方，一个中国农民有地种，财产受保护，劳动果实他能享用到，然后天天早晨起来说这是西方模式，你说会吗？根本不会，反而是精英们天天在说，这是他们西方的，那是我们东方的。但他用来在网络上写下这些观点的电脑是谁创造的，软件是谁创造的？你用的所有现代科技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又怎么着了，我为什么要在乎这种东西呢？第二，如果让中国人民自己去尝试，我相信他最终选择的结果跟西方模式也不会差得很远，他肯定要搞一些契约、一套互相监督的东西出来。这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第三，如果按照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地图上的很多省份和区域都要划掉，台湾、香港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温州不应该是中国的，广东大部分都不应该是中国的，因为它们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完全都是依托西方或类似西方的模式。很多人一提西方，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这非常奇怪。有时候和人辩论，对方会说你这观点是西方观点，我听了就想，西方观点又怎么了？他在讲这话的时候，头脑中就有一个判断，因为你是西方观点，这本身就证明你是错误的，但西方观点和对错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观点至少要通过辩论才能知道是对是错吧。

　　记者：说你是“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是误解吗？

　　黄亚生：不是，方向上我是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不是一定一步到位，要考虑中国特色，考虑中国人能接受的程度。有人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发展经过了几百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你要赶紧动手，快点做。漫长的过程不是你推迟的理由，反而是尽快开始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就要全部市场化，全部民主，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就行，但是我的判断是，现在在走回头路，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记者：这个时候提“中国模式”，是不是也很严重，因为它带有很大误导性？

　　黄亚生：肯定是，因为它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从静态上来讲是“中国模式”，一党执政、国有资产，但从动态上看都是“华盛顿模式”，大家不看变量只看常量，是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