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

　　以下为吴敬琏演讲全文：

　　同学们：

　　我很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再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了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上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不过，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照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