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历三个超高的持续增长期，每次5年-6年，增速在10%以上。其间也出现偏低增长期，持续3年-5年，同时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可能维持数年的偏低增长期。背后是信贷弱周期、房市弱周期、出口弱周期、中小企业弱周期。在此弱周期中，中国将面临两大结构性转变：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必须改变，信贷催生式增长模式必须改变。

　　2010年中国经济的最大意外，不是通胀失控，不是房地产新政，而是民企不再做实业投资了，企业家蜂拥投向PE。做实业艰辛，工资涨、成本涨、汇率涨，做财务投资易如反掌，房地产、股市分分钟能赚出实体利润数倍的回报，其背后其实是天量信贷扩张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创业板打造出的暴富型亿万富翁神话，颠覆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然而，民间资金投资偏好上的突然变化，并未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中央政府忙抑制房价，地方政府忙卖地，工人要求涨工资，热钱从大蒜炒到字画。当财政扩张效力消失后，当天量流动性进入收水时，实体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便暴露出来。

　　首先，目前信贷结构问题严重。当年不顾后果扩张信贷时，大型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是主要受惠者；而贷款收紧时，中小企业却成受害者。央行在货币环境正常化实施上，采取了数量型收缩孤军深入的策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600基点，4.5万亿元流动性遭抽离。但流动性的减少并非由所有经济参与者共同承受的。银行对大客户(大型国企)仍全力贷款，而中小企业则被完全摒弃。这使中小企业陷入近十年来罕见的流动性危机，灰色贷款利率飙升。“钱荒”处理不当的话，中国经济难免出现全面滑坡。

　　更大的问题是，随着货币政策收紧，银行业务对象减少，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功能明显弱化。大量资金被锁进准备金账户，或以金融产品形式进入投资领域，信贷在经济中的影响弱化，信贷的乘数效率下降。

　　同时，以出口业为主体的沿海中小企业，正面临一场现金流危机。除信贷紧缩，工资、汇率、原材料的上涨，扼杀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企业迁往内陆，是为制造业设计的退却之途，也是中国平衡地域经济的国策。可是涨工资又成了地方政府政治正确的做法。

　　产业升级、企业转型，是中国经济再上台阶的重要环节。涨工资，更是扩大内需、将增长果实分配给劳动者的关键举措。但过快、过激推行，带来的不是企业成功转型，而是倒闭，工人最终未必受惠。经济转型是要调结构，而不是促成产业空洞化。

　　对于经济增长减速，决策者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经济转型中牺牲一点增速，也无可厚非，不过笔者看来，整个社会对转型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进入弱周期所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对可能需要的反周期措施准备不足。

　　不要预言通胀何时见顶、增长何时见底、货币政策如何转向、房价有无反弹，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期的弱周期。通胀见顶后未必回落，增长见底后也难反弹，货币政策的决策难度越来越大，银行信贷“去”中介，民间实业投资持续萎靡。这种环境下，房价该升该跌，自己去判断吧。(作者系瑞信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