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

　　11日，审计署公布“三公经费”，成为迄今为止公布“三公经费”最详尽的部门。数据显示，审计署2010年“三公”决算数为2488.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近617万元、公务接待费865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费1229.65万元，公车费用占“三公”支出49%。(7月12日《新京报》)

　　中央诸部门在多重压力之下正陆陆续续地公开各自的“三公”账本。然而，公开的状况显然不让人满意，除了审计署，其余部门都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而化之的总体数字，分解细化之后的“账单”付之阙如。被寄予厚望的“三公”公开，徒然只剩下一个公开的姿态。

　　在亮出一个“总数”完事大吉的氛围中，审计署的公开俨然成了一个“异类”。尽管公开仍然不能说是条分缕析和锱铢必较，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部门”的确是不遑多让。或许，审计署也自知自己不能跟其他部门一样“粗枝大叶”，作为一个专事于查账的部门，公众自然对其寄予了更高、更特别的期许，其职能角色也决定了它更有责任和义务拿出一份细致绵密的“三公”账本。

　　审计署的“三公”账本令其他部门相形见绌。但这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点是它是否具有示范意义，能为中央诸部门的“三公”公开引为表率？如果能，那么审计署的公开，便有了超越性的边际效应；如果不能，那所谓“最详尽”的公开，也不免只能作为一个“孤本”供人观瞻把玩。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三公”公开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既然标准虚无飘渺，“三公”公开必然各行其是，避实就虚、删繁就简，而且你还拿它一点办法没有。如此状况导致了一个诡异的结局，即公开的部门越多，公众的无力感越深，愤懑的情绪愈发高亢。这恐怕已经与公开的初衷南辕北辙。

　　为了公开而公开，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吗？在公开的面目上包裹了重重叠叠的纱巾，对面的公众即使拿着放大镜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还是无法探其虚实，难睹真容。

　　都说围观是一种力量，可是在“三公”公开这件事上未必如此。围观若要产生力量，取决于围观的对象是什么。如果围观的是一个孤零零的数字，那将因其既没有参照系又缺乏内涵而失去辨析和言说的能力。目前的局面就是如此，公众对于“三公”公开，处于事实上的失语状态，多也好少也罢，理性的判断难以生发，情绪性的发作倒是俯拾皆是。

　　审计署的“三公”账本，在一片“糊涂账”的情势中，无疑令人眼前一亮。一份相对具体的账本，至少让公众获得了围观评论的可能，从而接近了公开的实质。然而，我们还是要说，“三公”公开，没有“最详尽”只有“更详尽”，对审计署如此，对其他部门更是如此。有必要重申那个观念：没有具体而微的账本，就没有公开，就没有透明。仅仅亮出一个“总数”的所谓“公开”，是无法得到公众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