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经济地理”此前曾做过一期“渭河图治”的专题，对当下陕西省正在启动的渭河治理规划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这是我们对中国河流流域治理案例探讨的尝试。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兴衰，也曾长期主导了中华帝国的历史进程。而今，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发展的多重背景之下，渭河的治理再次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兴衰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基于此，陕西省渭河治理愿景的提出，也就不可能避免地具有国家命题的意义。

　　但事实上，仅有针对渭河陕西段的治理努力，是很难走出困局的。目前，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佩成先生在内的一些水利界专家的看法是，渭河要得到根治，仅靠筑堤修坝、疏浚河道是不行的，需要找到造成渭河淤积的原因。而渭河淤积的原因被认为就是因为三门峡大坝拦沙蓄水导致潼关高程抬升，从而造成渭河入黄不畅，泥沙淤积河床抬高。

　　所以，本期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三门峡大坝，及其背后三门峡这个城市。

　　对三门峡大坝的争论，自其开始论证、建设就持续不断，对其当时的决策失误的反思已经很多，只是，三门峡大坝虽经历多次改建，但直到今天都未能彻底改变大坝修建所带来的破坏性效果，这也使得争论持续了五十余年，至今仍未能让各方满意。

　　概括地看，在三门峡大坝建成这半个世纪以来，一方面渭河的洪水灾害越来越难以控制，陕西方面对此越来越难以忍受，不断提出意见；另一方面三门峡水库的出现，在库区形成新的生态链条和利益链条，使得任何对大坝乃至水库运用方式的改变都阻力重重。

　　这些似乎使得三门峡大坝成为黄河治理过程上的一个死结，包括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内的有关主管部门，只能任由其保持现状。而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却从来没有被完全解决。2003年渭河水灾就再次引爆了陕西和河南方面围绕三门峡大坝的争议。

　　三门峡大坝争议的实质是流域治理的问题，对此问题解决的原则共识是：要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需要有效的流域治理机制。被当做世界河流治理经典案例的是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此前也曾面临着严重的上下游争端问题，而该流域的协商治理制度和水权转让的尝试，控制、解决了各种争端。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流域管理机构与各个地方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各方都能接受而且符合全局利益的流域治理机制。而从三门峡大坝引发的半个世纪的争议，我们应该得到教训：对于流域治理中所牵涉的问题的解决，如果拖得越久，不但因为形成的既得利益链条而使得最终解决困难重重，而且，经过多年形成的生态链条、人文链条，更加让纠错的成本更大。

　　一旦形成新的流域利益格局，要改变它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水利问题，而是事关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生死存亡的事情。

　　在陕西省提出的渭河治理方案中，“引汉济渭”的方案背后，就体现了陕西省对改变黄河水权分配现状的一种努力，在中国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城市、工业用水量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各大流域水量不断减少，甚至出现断流。这使得围绕主要河流的水资源分配问题，地方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办法也越来越大胆、新奇。

　　是正视黄河流域治理困局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