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型开关生产商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座次松散的工人正在工位上赶工。春节以来，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基本处于半负荷运转。

　　“公司满员时大约有350名员工，但今年即便是涨薪，春节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难已经成为最大的困难。”康尔乐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

　　企业缺工，劳动力市场却有不少闲置劳动力。记者在浙江温州采访时正下大雨，随机走进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职业介绍所。不大的门面里闲坐着30来个中青年男子。尽管下着大雨，但他们都没有呆在家里，而是出来等活干。镇里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有400多人在等待。

　　一边是“用工荒”困扰着中小企业；另一边，劳动力市场却存在为数不少的闲置劳动力。看似矛盾的二者同时并存，是记者在沿海多省调研时发现的“怪相”。

　　“我们也在纳闷，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有这么多闲散人员。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不急着找工作，也不问，只是在市场里逛。”浙江省义乌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义乌市劳动力市场的人流春节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场内人数维持在三百多人，上午人多时可以达到五百人，“事实上市场里每天发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条，真想找工作还是能挑到岗位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胀背景下各项成本提高，推高了农民工的工价预期，而生存困境下的中小企业能够承受的人工成本又较为有限。“用工荒”并非源于完全无人可招，劳资双方在工价问题上的难以调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事荒人闲”的用工局面。

　　“不是缺工作机会，关键是工资都太低。”记者在温州乐清市柳州镇劳动力市场碰到了32岁的重庆人方厚亮，他说他现在的月薪是2000元出头，正准备另觅东家。

　　方厚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水电费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饭1200元，再加上抽烟、手机费等开支，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他说，“猪肉、煤气、油盐酱醋都在涨，起码要找个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记者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的多个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没有找到工作，最长的已经等了两个月。他们说，老板不肯涨工钱是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

　　“我们做计件工的，每件东西能赚多少钱，加起来老板能赚多少，我们都会算出来的，我们不傻。”来自贵州的农民工王福满说。

　　“企业主清楚，招工也能招得到，说白了，问题关键在工资上。”浙江南方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孟宣说，因为工作稳定，五年前厂里进人还得走后门、托老乡关系，但如今平均工资涨到了2500元，依旧缺工。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说，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承受不起了。”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永良认为，中小企业大多是草根创业，而转型升级无法一蹴而就。企业生存困难涨不起工资、招不到工人，连开工都困难，更难以转型。

　　“淘汰一批生存能力不强的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但由此带来的工人闲置问题不可忽视，同时应避免出现‘企业生存难——招工难开工不足——企业生存更为艰难’的恶性循环。”卓永良说。

　　对此，一些专家提出，眼下不妨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有潜质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避免用工难题压倒中小企业，从而带来更多冗余劳动力。

　　但工钱并不是导致“用工荒”与闲置劳动力并存的唯一原因。阿里巴巴集团近日走访了浙江7个城市的94家小企业，并对当地2313家小企业进行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去年相比，用工人数增加的小企业仅占30%，用工人数持平的占42%，用工人数减少的占28%。从员工人数减少的原因来看，34%的被访小企业认为很难招到熟练的技术工或者高科技人才。

　　专家认为，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就业引导，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避免在企业走上转型升级道路后出现更多的闲置劳动力。

　　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等人认为，当前仍然是结构性缺工导致劳动力市场走向买方市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多重因素导致工价被抬高。

　　“但是，一旦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仍将面临就业难。政府有责任引导当前闲置的劳动力就业，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形成能够适应未来企业需求的、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避免眼下这种‘一边缺工一边闲置’的现象持续，甚至蔓延。”陈诗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