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以标普下调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为导火线，全球对于美国债务危机的担忧情绪急剧上升，而在大洋彼岸，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正呈现从希腊向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蔓延的趋势，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蒙上浓重的阴影。当此之际，世界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东方，不少经济评论人士将助力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重任托付给中国，一些知名媒体还设置了“外媒热议中国能否再救世界”的议题。

　　应该承认，在充满竞争和权谋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眼下，刚刚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总量在进一步迅速扩张；“旧患未除，又添新病”山姆大叔和欧洲诸雄，复苏的步履依旧蹒跚；经济多年徘徊不前的日本，尚未从大地震和核泄露的创痛中痊愈；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长势头不错，但其经济体量有待壮大。在这种态势下，疾病缠身的世界经济寄望中国有所作为，诚然有一定的逻辑依据与合理性。

　　中国经济的确需要大有作为，但是，这个大有作为的出发点，首先应该是国民福祉与国家昌盛，其次才是国际责任。从本质上看，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而不强。打个比方，中国规模可观的经济形态具有“婴儿肥”的虚胖特征，并不强健，因此，寄望中国在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的时候，领衔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马车夫，实在是过于勉为其难。换言之，当下喊得甚是热闹且不乏拥趸的“中国救世论”，并不靠谱。

　　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当了一次世界经济的“救世主”，论据就是，联合国2009年底发布一份报告称，当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50%；既然如此，中国再当一次“救世主”未尝不可。但实际上，2009年中国当过世界经济“救世主”这一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2009年，中国强力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来提振经济，最终超额完成了“保八”的GDP增长目标，而实际上，中国老百姓从8.7%的GDP增长中获益不多，更遑论“世界人民”了。这一年，凭借排名世界第三的经济规模和8.7%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在美日欧经济不景的情况下，为世界贡献了超过50%的新增GDP，但是，这个统计学上的“游戏”，和中国挽救世界经济并不是一回事，所谓“救世主”云云，无非是一个夸张的说辞而已。

　　此次欧美相继爆发债务危机，是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又一次集中暴露，其中的教训包括：金融杠杆太长容易失控，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等。这些教训，值得多年来一直追随和仿效欧美发展路径的中国深刻汲取。以此为契机，中国应该剔除或调整自身固有发展模式中的不可持续因素，加速经济转型的步伐，相比不靠谱的“中国救世论”，这才是中国真正迫在眉睫之急务。

　　当然，这次欧美债务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使中国加速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尽管作为全球化中的重要经济体，中国对于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负有责任，但是，这一责任毕竟居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之后。因此，在减持美元资产（必要时也可减持欧元资产）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大可不必遮遮掩掩，欲走还留，迷恋于欧美政要廉价奉送的诸如“中国奇迹”、“大国责任”之类的高帽子。吃尽了外储贬值苦头的中国，没有必要为了华而不实的面子，替欧美的债务危机埋单。

　　随着此次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将二次探底的担忧卷土重来。对此，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智囊纷纷发表言论，否认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此后中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GDP增长率，似乎也佐证了这一乐观判断。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诸多内在顽疾并没有得到根治，比如投资依赖症、“先污染、后治理”的企业经营模式、房地产泡沫、“重速度、轻质量”的基建路径等等，都是带病奔跑的中国经济亟待消除的症状。以债务问题为例，尽管从中央政府的层面看，中国的负债率远远低于欧美，不存在国家主权层面的债务危机问题，但是从地方政府层面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累计债务超过了10万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数字，因为，这10万亿元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力，与房地产泡沫是否破灭休戚相关。仅此一点，就需要中国政府多管齐下，以防患于未然。

　　欧美债务有危机，中国经济不安稳。勿为“救世主”的烟雾弹所迷惑，多关注自身的不足，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事情办好，理应成为中国在一片喧哗声中的冷静选择。苟如此，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是世界的幸事。至少，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在动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欧美债务危机救火时，不必再为中国的事情头疼。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一点，远比去当什么世界经济的“救世主”要实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