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萧然

　　实习生 张伟健报道

　　一边是日益吃紧的地方财政压力，一边是越积规模越大的债务风险，在重压之下，有关地方自主发债的破解之道破土而出。

　　继广东、浙江正在试水地方自行发债的消息传出之后，近期又有媒体透露，中央下放举债权的思路已初步确定，即由中央确定举债规模，举债权下放至省级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对此举措表示赞同，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与其让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变相地借债，不如把债务主体清晰化和明晰化。这样更利于监管、技术考核以及提前发现风险。

　　目前已攀升至10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追根溯源都是地方债，只不过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由于债务主体不明晰，孙玉栋认为“这早晚都是一个大问题”，就像一个随时都可能会引爆的炸弹。

　　地方债务由中央代为发行，并为其兜底，这等于变相消减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孙玉栋说，“债务下放其实也是责任下放的过程，你借的，必须你来还，责任更加明确。”

　　省级政府将首先获得发债权，其他层级地方政府暂不放开。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认为，这一规定考虑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承受能力和偿债能力，可以避免风险的过度积累。

　　由于下放举债权涉及面广，总的来看，这一举措的推出仍需时日。首先地方债下放面临着法律障碍，迄今为止，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发债。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的《预算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为此打开了契机，但时至今日，该征求意见稿仍未正式出台。该意见稿中明确表示，“经国务院批准，地方政府可举借一定额度、用于特定用途的债务，列入本级政府预算。”

　　虽然地方自主发债的趋势几成定局，但有关反对举债权下放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有关地方债的风险问题。

　　反对者认为，在自己任期内大肆举债是地方领导们长久以来希望得到的权力。地方自行发债后，如果缺乏责任机制约束，地方政府就可能“只管借不管还”，这将进一步膨胀地方债的规模以及风险。

　　“这不仅仅是举债权能否下放的问题，而且还是如何下放的问题，就是在举债权下放的同时，要完善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孙玉栋认为，“关键是要加强风险控制体系和预警体系，而且地方债发债的用途一定要罗列得非常清晰。”

　　“当地方债在一种透明的体系下运作，反而更有利于风险的控制，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切都不规范，越不规范，大家对此越不认可。”孙玉栋说。

　　近期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地方债频频流标，也反映了代发地方债的难度。7月11日，财政部代发的今年首批504亿元地方债开始招标，分别为5年期和3年期品种，两期债券品种市场需求并不旺盛，其中3年期品种出现流标。

　　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也指出，如果《预算法》明确下放举债权，一定要伴随着整个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否则地方举债权“单兵出击”，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

　　比如，各个行政级别应该重新定位，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权、立法权和财政权的重新确立。“在行政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之下，给地方以举债的权利，就可能导致债务不负责任地滥发，最后只能由中央财政收拾这个摊子。而且，中央到时候能不能兜底都是问题。”高培勇说。

　　西南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剑辉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却认为，要想地方债风险可控，首先要使地方债信息透明化，提高债务的透明性，这样才能在地方债风险爆发之前就关注到它，提供解决方案，防患于未然。

　　但现实的情况是，除北京和山东两地公布了地方债务余额，其余地方的债务情况大都没有公开。尤其可见，地方自主发债要想短期内试水则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