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茶陵的小山村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大学城，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两种不同文化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世界中切换人生。

　　十年前，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后，陈志武开始关注曾被他尘封在记忆中的中国经济。按他自己的话说，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这对于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可谓“生得逢时”。

　　与那些个性鲜明的经济学家相比，陈志武显得有些平淡。没有激进的言论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批判，这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更擅长以自己平实、贴近国情的发问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从“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到“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在哪儿”，从“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到“‘新国有化’的危险在哪儿”……陈志武认为，一个整天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没有好处。

　　8月4日，在北京梅地亚会议中心央视财经频道开播两周年活动会后，针对美国债务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这位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华裔美国人。

美债违约“概率”低？

　　《中国经济周刊》：8月2日美国债务谈判僵局终于告一段落，你在此之前就明确表示“美国国债违约的概率非常低”。你如何评价目前的结果？

　　陈志武：我的确在此之前多次表明，在8月2日到来之前，国会和白宫肯定会达成协议，上调国债上限，这是“政治拉锯”的一个必要过程。否则代表不同利益的老百姓选民会很不高兴，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把我们的利益给放弃了？”

　　这与希腊危机中政府的表现相似，希腊总理为什么总是态度强硬地拒绝欧盟补贴方案？其实这是必要的政治姿态。他要等法国和德国的民众把反对补贴希腊的声音都释放完，等各国的总理都可以对选民有交代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动态的博弈。

　　《中国经济周刊》：在判断此次美债违约可能性的时候，你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做了这样一个梳理，得出了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从1800年到2008年这208年的时间里，西欧国家、政府处于国债违约状态的年份占这208年时间的百分比大概是多高；第二个指标是国债违约的次数，哪些国家多，哪些国家少（见表格）。

　　按照国债违约次数来看，希腊在过去208年里面违约5次，西班牙是最多的，违约了13次。实际上在1800年之前，特别是17世纪和18世纪，西班牙政府赖债的次数是最多的，有公债违约的传统。

　　然后是奥地利7次，希腊是5次。德国的违约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赔款问题，二战期间，希特勒几次宣布对欠其他国家的债不再认账 。

　　总的来讲，在200多年历史中，亚洲国家政府国债违约的频率次数是最少的。原因是我们根本就不想借钱花，这里有文化方面的差别，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借债，亚洲公债市场是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以前在清末的时候，在洋务运动以后我们也曾推出公债市场，但是在中国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成功。

　　而英国、美国、加拿大在以前的208年间没有出现过国家债务违约的状况，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预判此次美债违约不会发生的依据。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美国债务违约除了被冠以“政治绑架经济”外，还有分析认为这只是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认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即将到来，你对此有何看法？

　　陈志武：除非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急剧恶化，否则的话QE3到来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共和党的议员肯定会反对QE3，而奥巴马在共和党势头一路看涨的情况下，也促使他和美联储不太容易推行QE3，这种状况应该会持续到明年11月的美国大选。因此未来十几个月内推出QE3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