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日前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并宣称已全面控制首都。从大形势上判断，利比亚内战已趋近结束，卡扎菲的时代走向终结。

　　这场已持续半年多的冲突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非洲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中国的立场与行动对事态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中国在利比亚有了大量的人员与投资。这次利比亚局势动荡，威胁了中国在利人员的安全，也给中国在利资产带来重大损失。

　　至利比亚战事爆发，中国有至少75家企业(包括13家央企)在利比亚投资。此外，还有不少中小型企业和零散资产。同时，这些企业也有被合作方索赔的风险，事实上，有利比亚业主已经针对中资企业进行恶意索赔行动。

　　不管怎样，利比亚内战充分暴露了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场冲突提醒我们，应格外重视评估“走出去”的安全风险，尤其是政治性风险。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汲取，并举一反三。工程承包的损失尚且如此，中资企业在一些国家的投资以固定资产为主，资产损失率远大于工程承包的损失率，而有些国家的政治性风险甚于利比亚。在这些国家投资，其安全风险尤其要注意防范。

　　人员方面，中国在利比亚从事工程建设的人员超过3万人。在中国外交部的组织下，希望离开利比亚的中国人早已全部撤离。应当看到，在利比亚内战爆发之后，撤侨行动非常及时。这一行动应受赞许，并以此作为成功范例，指导今后的类似问题。当然，迅速撤侨只关乎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已经难以得到保证了。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个企业在制定在某个国家投资的战略时，需要做好“功课”，了解与该国有关的各方面信息。目前，中资企业已经普遍有了这种意识。不过，许多企业往往会限于对经济与商务信息的调研，对文化、宗教，以及政治与安全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功课”准备不足是一个方面，制度保障不到位是另一个方面。比如保险制度在规避“走出去”的安全风险中必不可少。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普遍有保险机构相伴随，这早在大航海时代就已开始。有些国家还以政府信用作为后盾，例如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就是承担日本大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责任的保险人，日本中小企业则可以加入“海外直接投资关系信用保证制度”。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面非常低。商务部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约3047.5亿美元，而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责任余额为173亿美元，承保占比仅为5.7%。据报道，在此次利比亚中资损失中，能得到保险赔付的只有4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现状需要改变，也需要“走出去”的企业与保险业共同探讨，加以解决。

　　从国家层面，应将外交工作与企业“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广泛而深入地提供驻在国的相关信息，为企业“走出去”服务；另一方面，企业也要为驻在国留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中国在当地的话语权，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外交工作与企业行为毕竟存在一定差异，出现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国家战略上认识“走出去”的政治安全风险。目前，中国“走出去”还缺乏一个整体的战略，需要有专门的协调机构，来协调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规避投资风险，最终实现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协调统一。

　　信息是投资的关键之一。日本和韩国企业“走出去”往往“情报先行”，日、韩政府在提供信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一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中，政府应尽力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特别是政治安全信息。服务对象不应局限于大企业、国有企业，覆盖范围理应更广。政府还须鼓励民间的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投资对象国的政治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研究，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为政府承担一部分这方面工作。

　　总之，利比亚的这场内战给中资企业上了一课。它提醒人们，中资企业在海外发展时，要特别注意脚下的陷阱，特别重视东道国的政治安全风险。尽管有些风险难以被预料，但加强了相关研究与研判，风险总是能相对得到更好的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