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财政收入74286 .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533 .97亿元，为全年89720亿元全国财政预算收入总额的83%，30 .9%的同比增速远高于年初8%预算增速。如此增速意味着全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

　　坦率地说，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与通胀的加权平均之和，最具可信的解释就是当前实际通胀水平要比公布的CPI等物价指数高出许多，而价格因素制动下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本质上是财富由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即为通胀税的征缴路径和手段，给私人部门以相对剥削感。

　　眼下财政收入的增收，主要源自当前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动力机制和流转税主导的税制结构。当然，基于财政收入和国企收益等的规模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回避边际递减之规则，这意味着要保持经济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即便是结构性减税的空间也相对有限，相反，当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客观上需要的是增税增收效应。

　　缘由在于：其一，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广度等增加使行政管理费用等支出更大，同时各级政府过度负债也带来了巨额本息支出压力，这些新增财政支出致使政府可资用于投资的财政预算相对比重下降，而需要新的增税渠道维系财政杠杆化自我循环效应。

　　其二，政府与国企等近年来投资的资本密集型等项目，在短期内难以产生资本收益，或即便部分正式投入运营其资本收益也难以有效覆盖运营成本，使得新增资本缺口和项目运作流动性资本缺口也日益突出。

　　其三，通胀所带来的储蓄负利率，严重侵蚀了正规金融市场信用创造能力，如金融脱媒进一步加重银行系统流动性紧俏和揽储压力等。

　　显然，这将使当前政府陷入两难之窘：若要维系经济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可持续增长，就需要通过创造新的财政收入渠道以使财政杠杆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容忍国有企业规模扩展、低利率和垄断经营以维系国企高资本收益率；而不论是开辟新的增税渠道(如完善二手房交易市场税收征管体系、资源税和为开征奢侈品税做准备等)，还是维系低利率和国企高资本收益率，既无法避免规模投资的边际递减趋势，又会抬高经济运行成本；同时，结构性减税空间的有限和增税压力的凸显，则强化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和经济失衡。

　　可见，要消除财政收入对经济的负外部性，推动经济转型和矫正经济失衡，需要的是轻税薄赋的系统性重构，而非增税下的经济刺激和财政转移支付。殊不知，即便政府财政收入真正转向公共财政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也需反思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再平衡等手段缓解收入不平衡的成本收益绩效和可行性问题；毕竟，当前高福利的欧元区国家深陷政府资不抵债的主权债务危机和低行政绩效等，充分警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虽可带来高社会福利但却是以降低经济绩效、扭曲经济结构等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