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安徽淮北市一家服装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内，来自周边农村的女工正在加工服装产品。CFP供图

　　核心提示

　　三个工薪族，三本“收入账”

　　他们或感慨有欠公允，或抱怨负担太重，或期望收入提高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需“减负”“增收”双管齐下

　　他们相距很近，或许只是楼上楼下，时不常会摩肩接踵，抬头望见；他们又相隔很远，每日各有所忙，三个人的社交半径几乎没有交集。他们如此不同，有人想着如何去投资，有人却想着如何去挣钱；他们又何其相似，都是工薪阶层的一员，“不患寡而患不均”，希冀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期待权利义务的对等，是他们对生活的一致诉求。

　　高收入者：“很多收入比我高的人都逃税”

　　“券商”、“投行”、“年薪百万”一个个金字招牌齐齐顶在年届三十的蒋波头上，耀出的光芒足以让很多同龄人眩目。

　　“干我们这行，其实有很多表面风光。收入号称百万元，其实多数时候也就七八十万元。虽然挣得也不少，但并不稳定。市场好的时侯，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忙；市场低迷的时候，也有过闲得在办公室打乒乓球的历史。而且同业间竞争得厉害，平时工作压力很大。”说到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状态，蒋波不由自主向记者介绍起他“多而隐蔽”的白发。

　　“你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

　　这个问题有点无意义，因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身边很多工作中接触的私营企业主，收入比我高得多，但他们基本上很少交税，有的买车、买房都开了发票拿到公司报销。企业只要不分红，就不交税。即便分红，也只是按20%纳税，而我却要交30%的税，一分钱也避不了。有业绩突出的公司同事，甚至要交45%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工作的关系，蒋波认识很多企业老板，“同薪不同税”的现实不免让他愤懑。

　　来北京之前，蒋波去英国留了两年学，租住在外国人的家中，这也让他对外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有了很多了解。

　　“据我了解，很多国家都采取综合税制，就是将纳税人一年中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数额后，就其余额进行征税。比如家中有小孩老人需要赡养的，需要供房贷、车贷的，都要扣除相关费用再行收税。而我国目前的税收渠道大多来源于工资，而且不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显然有失公允。”推己及人，蒋波的意见不无道理。

　　作为外人眼里的“富人”，蒋波显然“举贤不避亲”：“国外居民收入差距没那么大，由于社会福利完善，居民支配收入主要是计划去哪度假、去哪旅游之类；相比之下，国人的收入还不得不存入银行，以备今后孩子教育、看病、养老等不时之需。”独特的视角让蒋波有独特的见解。“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较大，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向更多显露的和隐藏的富人征税，并力求在保有环节征税，如征收房产税等，否则富人就会越来越富，社会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中等收入者：“我的付出与回报等价”

　　中秋刚过，林立勇脸上写满了疲倦。“放假三天，陪我父母、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时间紧，马不停蹄的，好累。”他似乎连说句稍长一点话的力气都没了。

　　供职于京城一家颇具实力的国有企业，林立勇的工资单很长，第一联显示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等；第二联是各种保险及其他费用扣除；第三联是应纳税额；第四联是实发合计：年收入24万多元，税后收入18万多元。

　　作为一名部门主管，林立勇说，他的工资单记载了他的付出、他的每一分磨损。“一说到收入，老家的亲戚朋友听了都羡慕的不得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生活状态：每天早上7点多出家门，送孩子上学，然后开50分钟的车到单位，一忙就是一天。晚上加班、假日值班是家常便饭，回家了还是满脑子的工作。每个月都有10来天出差在外，家里的事一点忙都帮不上。唉，挣钱不容易呀。”

　　和城市中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单位的中坚，家庭的砥柱，每月工资在林立勇心里有本很重的账：“每月付房贷7000多元；养车2000多元；小孩教育和日常花费得三四千元；再加上家里的必要开支和一些礼尚往来，每月基本剩不下什么，也就把我爱人那份盈余的攒起来，为以后老了做打算。”

　　“不在于你挣了多少，而在于你花了多少。如果支出在不断上升，那挣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提到收入增长，林立勇却更在意节省支出：“把房价降下来、把物价降下来，把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降下来，那将比提高收入水平对老百姓更有益。”

　　林立勇对看病贵抱怨尤多。一问得知，他父亲刚被查出患上癌症，“我打听了一下，手术加化疗得花掉9万多元，还得是不用进口药。”

　　谈到前不久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林立勇笑笑说：“自己收入变化不大。”“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对物价和生活水准的感觉也不一样。我总感觉一些政策有必要在执行中央统一规定的基础上各地‘量体裁衣’，制定适符本地区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细则，不要‘一刀切’，要在合理性上下工夫。”